朱镕基答记者问

朱镕基答记者问

内容简介:
  再现“铁腕总理”风采: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收录了朱镕基同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内容主要包括: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5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境外的演讲和答问;在境外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出访期间接受香港记者随行采访等。其中,朱镕基同志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在境外发表演讲和答问的全文,是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表。
第1节:接受比利时《自由比利时报》记者巴盖采访(1)
  接受比利时《自由比利时报》
  记者巴盖采访
  (2001年9月6日)
  巴盖:人们的印象是,对中国来说,只有美国才是重要的。请问欧洲对中国的重要性何在?
  朱镕基:中国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友好往来和互利合作。中国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也重视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欧洲在历史上曾是文艺复兴的摇篮和两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欧洲也是当今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国际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负有重要的责任。中国和欧洲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立场,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当前双方正处于各自内部发展的重要阶段,都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愿望和需要。中国一直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同欧洲国家的关系。在世界走向多极化和国际社会面临各种新挑战的形势下,双方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一个致力于改革开放和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与日益强大的欧洲加强和发展全面伙伴关系,不仅对双方有利,而且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巴盖:中比今年庆祝建交30周年,请你对中比关系作一总结,并指出今后还应在哪些方面取得进展?
  朱镕基:中比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巨大发展,各个领域的合作都硕果累累。双方领导人及各界人士往来日益密切,相互了解不断加深。两国贸易额从建交初期的2000万美元增至去年的36亿美元。比利时成为中国在欧洲的第六大贸易伙伴。比在华投资项目则从无到有,至今年6月已达358个,实际投入4.3亿美元。中比科技合作富有成效,迄今已执行了200多个合作项目。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双方文艺团体的互访和精美的文物、书画展览为两国人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享受。教育领域的合作日益扩大,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多,迄今中国留比学生已超过1000人。省际友好合作关系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回顾30年来中比关系的巨大发展,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中比关系还有巨大发展潜力,中方愿与比方一道,将中比关系不断推进到更高水平。对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进一步加强人员交往。尽管现代化信息技术越来越先进,但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和沟通。双方应加强接触、加深了解,增进信任、减少误解,扩大共识、推动合作。第二,进一步挖掘经贸合作的潜力。中比经济互补性强,前景十分广阔。中国正在实施“十五”计划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欢迎更多的比利时企业家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信息、生化等比利时拥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强对华合作。第三,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了解和友谊的桥梁作用。中比、中欧两种不同文明相互补充和借鉴,可以为世界的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作出有益的贡献。第四,深化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中比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有共同利益和立场。我们愿就联合国事务以及军控、环保、跨国犯罪等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经常与比方交换意见,加强协调与合作。
  我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比关系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巴盖:中国的改革造成了诸如失业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你准备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朱镕基:失业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当前,中国就业压力很大,下岗职工增多。第二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3%,失业人员约62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630万人。另外,农村有富余劳动力1.5亿人。“十五”期间,中国面临新一轮就业高峰,新增劳动力将达到4600万人,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加。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入WTO、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结构性失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
                  第2节:接受比利时《自由比利时报》记者巴盖采访(2)
  中国的失业问题不是改革造成的。它是人口众多、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反映,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的就业体制和就业政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反映,也是长期以来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以及企业经营机制深层次矛盾多年积累的结果。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以下一系列积极政策措施解决上述问题:
  一是实行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的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拓宽就业渠道。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力发展吸收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发展集体、个体和私营等多种经济,以及吸纳就业能力比较强的小企业和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在城市中重点发展社区服务业,促进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实行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增加就业岗位。
  二是发展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在巩固“两个确保”的同时,推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的并轨,形成市场竞争就业新机制。为帮助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实现再就业,由政府组织开展“再就业援助行动”,通过上门指导、贴近服务、专项扶持、接续社会保险等援助措施,对弱势群体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和帮助。发展公共就业服务,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将就业信息及时、快捷地送到下岗失业人员面前。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将就业服务网络延伸到街道、社区,把下岗失业人员管理、服务纳入社会化轨道。
  三是妥善解决经济结构调整期间的下岗失业问题,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为妥善解决经济结构调整期间的下岗失业问题,中国政府自1998年起在国有企业普遍建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代缴社会保险费,并提供再就业服务。3年来,共有2300万名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其中的1500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目前在中心的下岗职工还有630万人。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为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对原有的失业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扩大了覆盖范围,增强了基金的支付能力,提高了管理和服务水平。目前,有1.02亿名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每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达到240万人。城市居民家庭生活困难的,还可以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是中国政府为人均收入偏低的城市居民提供物质帮助的一种制度。去年,有400万城市居民进入了保障范围。这三项保障制度,我们称之为基本生活的“三条保障线”,它们对促进经济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是实施城镇化战略,多渠道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城市化步伐,进一步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合理有序流动。形成外出就业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的就业机制,继续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探索统筹城乡就业和发展小城镇扩大就业的途径。
  五是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能力。积极推动对青年劳动者就业前的劳动预备制培训,继续搞好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大力推动创业培训,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逐步形成“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培训,注重应用远程培训手段扩展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
  巴盖:台湾问题是中国非常关注的问题。两岸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开始对话?
  朱镕基: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对话与谈判的方式解决与台湾方面的分歧,实现和平统一,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去年3月20日,台湾地区选举刚刚结束,江泽民主席就公开表示:“台湾不管谁当权,我们都欢迎他来大陆谈,同时,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但是,对话谈判要有个基础,就是首先必须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同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受权发表声明指出:“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承诺不搞‘两国论’,明确承诺坚持海协与台湾海基会1992年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我们愿意授权海协与台湾方面授权的团体或人士接触对话。”但是一年多来,台湾当局领导人不但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1992年“两会”共识,不放弃分裂主张,而且一再恶化两岸关系,破坏了两岸对话的基础。在此,我可以重申,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岸对话与谈判的主张和诚意是一贯的。台湾当局如果真有重开对话与谈判的诚意,就应该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明确承诺坚持1992年“两会”共识,并为重开两岸对话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
                  第3节: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1)
  接受德国《商报》记者
  柴德立兹采访
  (1993年5月6日)
  柴德立兹:我并不期望中国领导人像美国总统里根那样脱去衬衣,在荧屏上展示自己的健康状况。但是,有传闻称李鹏总理因心脏病突发住院,因此我想在提问之前,请你谈谈对李鹏先生健康状况的看法。
  朱镕基:谢谢你的关心。我可以告诉你,李鹏总理正在康复。事实上,我几乎与他同时得了感冒。因此我也不想显示自己身体很好,我也感冒了。可能是因为最近北京天气变化太大,忽冷忽热的。如果医生建议我休息,我也很乐意,但是我还得坐在这里接受这次采访。今天上午,我已经说了近两个半小时的话,现在嗓子还很难受。
  柴德立兹:副总理先生,有人说中国经济过热,担心发生极度通货膨胀,还担心1988年的混乱重演。在上海,我得知大众(中国)公司继去年提薪20%之后,今年又不得不提薪25%。你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朱镕基:去年,中国国民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以超过12%的速度增长。相比前几年较低的增速,这一速度确实比较快。我认为,今年我们还会保持较快的增速,但不会超过12%。这一时期世界经济衰退,一些国家经济不景气,而中国经济增长如此之快,很自然地会引起国外人士的关注。有人说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有很大的潜力进一步发展;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经济发展过热。
  柴德立兹:那么你的看法呢?
  朱镕基:现在存在各种各样的预测,我每天都能听到很多。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会逐渐放慢一点。去年经济快速增长有赖于前10年的成功积累,也是前几年经济治理整顿的必然结果。通过治理整顿,我们得以厚积薄发。
  确实,相比只有1%、2%或最多3%的西方经济增速,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让很多人感到吃惊。但这对中国人来说,一点儿都不稀奇。如果你回顾我们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可以发现,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年均增速就在7%到9%之间,也相当快了。当然,去年12%的增速是比平均值略高一些。但是,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并不希望一直保持1992年那样快的增速。8%到9%,最多不超过10%的速度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合适,也不算太快。我想要提的另一个事实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相对薄弱。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综合国力较强,但我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少。
  我们完全有可能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经济。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国际环境。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有信心,更愿意来我国投资。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生产成本仍然较低,这就使中国产品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柴德立兹:你担心通货膨胀吗?
  朱镕基:我们非常重视国外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专家提出的建议与警告。我们正努力预防再度出现经济过热。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有着清醒的头脑,并对这一趋势保持警惕。
  尽管通货膨胀率高于往年,但总体上中国经济并未过热。中国的老百姓对此还是可以承受的。今年第一季度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8.6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涨幅更大,上涨了10个百分点。这和香港的情况差不多。其原因在于我们对物价体制进行了大胆、重大的改革。目前,我们已经放开了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其中甚至包括中国老百姓必需的农产品。过去完全由政府定价的资本货物现在已由市场来定价。这些大胆举措实属前所未有。我们现行的定价方法和你们的市场经济采用的方法几乎是一样的。这些大胆的物价改革举措,必然会引起物价指数大幅度上涨。
  没有迹象表明1988年8月的混乱局面会再度上演,因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就是农业生产比较稳固,消费品供应也很充足,甚至供大于求。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使他们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所以,我们有能力来承受和应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影响。
                  第4节: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2)
  柴德立兹:那就是说,没有“刹车”的必要?
  朱镕基:我并不是指整个中国一点儿都不存在经济过热的迹象。事实上,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还是出现了过热的迹象。在沿海地区,在开发区建设、房地产业以及证券发行方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热。在部分地区,当地政府甚至在尚未确定能否吸引到足够的国外投资的情况下,就把大片土地划为新的开发区。有些地方还建造了许多豪华别墅和旅游景观。这种大规模扩建显然超出了实际需要。
  此外,几乎每个省份都想通过发行有价证券来为自身的发展筹集资金,但是,我们还不具备相应的经验和必要的法律措施来保护公众利益。
  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确保国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同时保持经济可持续地稳定发展。我们即将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其实是许多国家所广泛采用的,就是通过提高存款和贷款利率来鼓励储蓄,抑制投资增长。我们很快就会采取这项措施。至于证券市场的发展,我们将尝试更多措施,尽管这些措施都比较温和,我们不希望进行得太快。我们将主要依靠吸收存款来为国家发展筹措资金。当然,我们也会采用直接筹款或融资,但这不会是首要方式。进行金融改革、建立和发展证券市场的目标将保持不变,但我们不想进行得过快。我们让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计划保持不变。
  柴德立兹:在德国东部地区,我们看到大型国有工厂的改革推不动。这些工厂消耗大量的政府补贴,运营模式不经济,运营成本过高,冗员问题严重。你能做到在中国关闭这些国有企业吗?这会让工人失业,并可能引发社会动乱。
  朱镕基:1990年,当我还是上海市长的时候,一名德国的企业家到上海来拜访我,他也是个政治家,他当时很兴奋地告诉我说德国已经实现了统一,并且很快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他说,德国东部会迅速发展并赶上西部。我回答说:“别高兴得太早了,我想我比你更了解德国东部的情况。中国和民主德国都曾实行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国都发展相同类型的国有企业。”
  德国采取的这种迅速私有化的做法,直至今日也算不上很成功。虽然德国东、西部同属一个民族,但这两个地区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特别是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德国东部非但没能增强西部的实力,反而成为西部的负担。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也不会采取私有化的办法。
  我们可以允许国有企业向个人出售股份,但大部分股份还是要由国家来掌控。我们完全相信,国有企业也能做到像私营企业那样有效益。我们的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换句话说,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归国家,但它们将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私营企业的模式运营。我们现在还说不上完全成功,但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不相信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益做不到像那些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一样好。现在看起来虽然国有企业正面临着一些亏损,而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正在赢利,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的。举个例子,为了吸引更多外资到中国来,我们为国外的企业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条件,免除了它们几乎所有的税收。对于私营企业,我们也采取了优惠的政策。然而,国有企业则肩负着支持国家财政收入的沉重负担。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纳税的税率比是5∶1。这就是说,如果外资企业承担的税率是1的话,那么国有企业则要承担5的税率。
  柴德立兹:但有很多中国的国有公司在香港注册后,以香港外资公司的身份重新回到内地进行投资。你认同这些国有企业所采取的这种避税做法吗?
  朱镕基:这就表明竞争有多么的不公平。我们把这种公司叫做“冒牌外商”,名义上是外资公司,实质上却是中资公司。这些公司先到境外去,然后又回来。我当然不认可这种有失公平的做法,但我也的确没有办法阻止它们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法律允许并提供这样的有利条件。我们现在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们无法把它们拒之门外,或者是不让它们回来。
                  第5节: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3)
  柴德立兹:随着中国改革的快速推进,你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有何差别?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差别是否正在消失?
  朱镕基: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仍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我们与那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不同。中国仍处在前所未有的探索过程之中,目的是要发展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以来,中国为探索发展国民经济的途径进行了各种尝试。开始是依照苏联模式,试图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当然,我们不是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而是发展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经过多年尝试,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带来了很多问题,甚至滋长了平均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吃“大锅饭”。这显然不能保持经济高速、持续的增长。直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既要继续保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也要实现经济高效发展;与此同时,还要保证社会公正。我们相信这种模式是可行的,尽管此前没有人这么尝试过。我们不会照搬其他党派或国家的做法,我们目前努力建立的这种模式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柴德立兹:中国能从新加坡、日本这些成功的亚洲国家身上学到什么?
  朱镕基:我们充分参考了新加坡和日本的发展经验;事实上,也借鉴了它们的经验。但是,中国与它们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新加坡很小;中国有着庞大的农村人口,而新加坡没有。两者没有可比性。另外,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完全依靠外部资源,而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自给自足。但新加坡的经验在很多方面都颇有参考价值,如城市发展、开发区建设、金融和旅游业发展等。
  柴德立兹:很多人担心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会成为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和国际社会上不易相处的伙伴。你对此有何回应?
  朱镕基:产生这种担心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可能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他们只是凭历史教训得出这一结论:有的国家经济发展了就会走向扩张。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因此他们会有这种担心。但是,好好看一下中国的情况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我们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总量还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正在发展,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看一看历史就知道,中国过去饱受列强欺凌,而从来没有欺凌过任何国家。即便中国在很久以后经济发展了、强大了,我们也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永远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其次,这种担心是那些别有用心、对中国不友好的人散布的。总之,中国不是也绝不会成为这样的威胁。
  柴德立兹:国有企业还存在其他问题吗?
  朱镕基:人浮于事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大体上讲,要保证国有企业正常运转,只留现有人数的三分之一就够了,剩下那三分之二是富余的。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形成一支失业大军。那样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让他们靠社会保障生活,会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也已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去年,我访问了北欧,几乎每个跟我谈话的人都抱怨他们再也承担不起这样一笔巨大的开支。所以,这样做也会给中国带来问题。因此,我们正在尝试用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即便一个岗位不需要某个职工了,他也不会被企业赶走,他可以转到其他岗位上继续工作。企业有责任对他的工作作出一个合理的安排。此外,中国的第三产业还很不发达,因而企业还可以在商业和服务业领域开展经营活动,安排一些职工就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离岗不离职”。
  现在,国有企业负担沉重,它们是在帮助国家和社会养着许多人。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国有工厂的效益就并不像所说的那样低。
                  第6节: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4)
  柴德立兹:世界上有些人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出口继续扩大。他们会说,中国追求一切好处,却跟日本一样,别人进不了它的市场。
  朱镕基:在世界贸易中,我们只占很小的比例,大约是2%或3%。虽然我们的贸易总额有1000亿美元,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海外投资者通过香港创造的。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国有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竞争力都比不上外资企业。因此,中国出口的相当一部分产品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现在,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在抱怨对华贸易存在逆差的问题。实际上,他们不应该责怪中国,而是要怪他们自己的企业,是这些企业导致了如此之大的逆差。因为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产品通过香港进行转口贸易,所以美国人和欧洲人将这部分出口都算做是中国的出口,事实是大部分收益并没有装进中国的口袋里。每100美元利润中,我们只能拿到2美元,剩下的98美元都被美国、日本和英国在香港的公司赚走了。
  现在,香港人比我们还要关心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彭定康先生正在美国呼吁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他非常清楚,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不是中国内地,而是香港将首当其冲遭受打击。这也意味着在港的美国和英国企业要遭殃了。
  柴德立兹:从你的话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彭定康也不全然是那么糟?
  朱镕基:他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柴德立兹:你计划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吗?你将阻止人民币正在贬值的趋势吗?
  朱镕基:人民币终将成为一种完全可兑换的货币,但这恐怕还需要时间,因为条件还不成熟。我认为目前的人民币官方汇率是实事求是的,也与外汇收入和出口额的比例相符。关于外汇调剂中心的高汇率,我认为那种汇率水平是不正常的,也是不能长期维持的。现在外汇调剂中心的汇率这么高,这是由于很多暂时性的因素造成的。第一,当所有人都想快速发展经济时,对外汇的需求量就增大了。第二,大量的外资企业本应出口它们的产品,却在中国进行销售。为了保持外汇平衡,它们去外汇调剂中心获取外汇,这也抬高了对外汇的需求。第三,那些认为人民币不久将进一步贬值的人正在进行投机买卖,造成外汇调剂中心的高汇率。然而在我看来,人民币官方汇率将保持相对稳定,供求将在一段时间后达到平衡。
  柴德立兹:除了经济问题之外,社会快速转型还会带来社会问题。你将如何在这方面给予支持?当今中国,每个人都想发财,除了家庭观念以外的其他价值观难道没有被完全忽视吗?
  朱镕基:的确,在中国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外界对它的影响也在增加。在这方面,东西方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着冲突,东西方的道德观念也有不同。因此,在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此外,我们还有腐败的问题。但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人民的政治教育,即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中国优秀文化教育,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理念的教育等。这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
  在我们党和政府里的确存在着一些腐败的人和腐败的现象,然而一旦被发现,他们将会被依法严处。江泽民总书记就在昨天还号召人民与拜金主义作斗争。腐败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但我相信,如果我们加大努力,加强教育,进一步发展经济,这些问题就可以逐步得到解决,不会成为社会主流。
  柴德立兹:谢谢你,副总理先生。
  朱镕基:我建议德国企业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保持信心。我必须再次强调,中国的经济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出现过热,对这种可能性我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们不想发展得太快,谁也不必对中国发展放缓感到惊讶。我相信我们能保持8%到9%的增长率,那就很了不起了。
  不久前我见了亨利·基辛格博士,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我告诉他,我对中国增长速度过快表示担忧。他说,他见过很多国家的部长和总理,我是唯一一个担心增长过快的人,所有其他人都对增长缓慢忧心忡忡。
  请转达我对德国人民和德国朋友们的问候。
                  第7节: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等三家媒体记者联合采访<br /
  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等三家媒体
  记者联合采访
  (2001年10月22日)
  记者:总理先生,德国总理施罗德将于下周第三次访华,这表明两国的关系发展良好。你认为,德国在世界政治范围内应起什么样的作用?德国是否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
  朱镕基:中德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最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好。我和施罗德总理也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多次见面,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这是他第三次访华,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会很好地接待。我认为,德国在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德两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希望德国在今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乐于看到这一点。
  记者:总理先生,你和施罗德总理推动一项备受瞩目的中德法律交流与合作项目以来,成立了很多研究和工作小组,从事法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一些法学家在中国经常看到的情况是权力高于法律,如果政治体制不进行彻底改革,那么法律什么时候才会高于权力?
  朱镕基:中国与德国在司法方面的合作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迄今为止只跟德国签订了这样的协议。德国的法律比较健全、严密,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现在这一合作进行得很好,双方政府都对此十分肯定。德方能够在中国看到我们实行法治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很好,我们感到高兴,这样能够针对我们存在的问题进行交流。中国正在建设并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我们实行的是依法治国。我们的宪法和法律都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已经有390多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也有几百个,各个地方制定的法规有好几千个。我们不能说中国的法律已经十分完备了,但我们吸收和借鉴了各国的立法经验,来建立适合中国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了。
  我们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和领导干部监督制度。我们各级监督和审计机关对发生的腐败现象从不姑息,一律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于行政渎职的现象,我们进行严肃的处理。你们也看到最近的一些安全事故,如煤矿爆炸,我们一直处分到省长一级,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省长受到了记过处分。
  记者:过一段时间,德国总理施罗德将要来中国访问。在德国,如果谁对施罗德总理不满意或者对他的政策不满意,可以上街组织游行,举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施罗德,你下台吧”,或者也可以组织反对党使他落选。现在中国老百姓是不能这样做的,那么他们如何发泄不满呢?
  朱镕基:中国人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在许多城市经常有这种情况。现在最令我头痛的是他们阻断交通,在铁路上卧轨。不过打出牌子来要我下台的还很少,群众主要是对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满。现在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具叫Internet(国际互联网)。Internet上骂我们的言论有的是,天天都可以看到骂我的话。
  记者:总理先生,在德国许多人对中国抱有负面的印象,认为中国每年对数以千计的政治反对者施以死刑,并且追捕“法轮功”成员。中国政府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激烈的手段?什么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
  朱镕基:我相信,你们自己也认为中国是一个讲人权的国家。我们有侵犯人权的现象,但在哪个国家没有呢?我们始终在加强立法,并且严格执法,在改进这方面的状况。我认为我们是有进步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不断改善。
  至于“法轮功”,我亲自跟“法轮功”分子谈过话。他们当面向我承认,“法轮功”不是宗教,也不是气功。中国的气功还是有一些科学性的,“法轮功”只是骗人的邪教。可是,它为什么能发展到有那么多人呢?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发生在一些低层次的人身上,当然一些高层次的人也相信,其中各有各的原因,但是绝大部分是比较低层次的人,他们没有受到很多教育,收入比较少,对社会有不满的情绪,因此他们容易相信“法轮功”。绝大部分“法轮功”的痴迷者是群众,对于他们,我们采取的完全是教育的手段,对他们进行科学的教育。只是对那些极少数与国外“法轮功”分子,比如和“法轮功”头目李洪志有直接联系的人,我们是要把他们抓起来的。即使对于这些顽固不化的“法轮功”分子,我们还是很少采取判刑的手段,而是采取教育的办法。如果没有国外的反华势力支持这些人,给他们提供经费,支持他们在国内闹事,那么应该说“法轮功”问题在中国早就解决了。
                  第8节: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等三家媒体记者联合采访<br /
  记者:总理先生,我们记得,你刚刚当选为总理的时候,表示要在任期之内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当时不仅是中国国内,包括一些德国人都很高兴看到你当选为总理,大家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将会有希望。但是现在,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对政治改革的现状却比较悲观、失望。你当时说过,你在政治改革方面是耐心最少的人,你要尽快推进中国的民主化和中国的自由化,现在你个人也有些失望情绪吗?你现在仅仅是一个经济改革者吗?
  朱镕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我在本届政府就职时提出的经济改革目标,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当然,我说的基本实现是指我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了,但整体的中国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要走的路还很远。
  至于你所提的政治改革,我认为,在我的任期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西方国家所认为的政治改革和我们理解的政治改革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政治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是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和法制。西方国家认为的政治改革的标准是,是否实行多党制,是否实行普选,是否实行“三权分立”。按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改革,他们当然感到失望,因为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进行政治改革。我们相信,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可以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道路一定可以走通。我们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失望,而是满怀信心。
  记者:你认为今后3年中国经济领域改革中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朱镕基:今后我们的工作就好像走钢丝一样,要保持平衡。一方面,我们必须开放,必须通过竞争使经济有活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让开放不至于使我们的农民和大部分企业破产。有一些企业破产没有问题,这是好事,但是如果多数企业都破产,那怎么得了?!
  记者:中国加入WTO后,哪些产业会因此受益,哪些会因此受损?
  朱镕基: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已经进行了15年,恐怕可以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到现在,我不敢说中国肯定可以参加WTO,只敢说差不多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努力、耐心地进行谈判呢?是不是加入WTO就可以带给中国很大的好处呢?不是这样。我们追求的是自己的权利。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大国,应该有平等参加WTO的权利,WTO没有中国就是不完整的。
  我们认为,参加WTO后有利有弊。如果弊大于利,就是说开放速度过快,国内企业缺乏承受的能力,就会导致国民经济遭受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不加以注意。你知道中国有9亿多农民,他们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生产成本高,现在还比较贫困。如果一下子大规模开放农产品市场,中国农民便可能破产。
  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德国的作用。最近几年,德国有很多跨国公司的大项目进入中国,我们积极争取,它们也很愿意来,并且也确实取得了成功。中德经济合作的前景是非常美好的。
  这次施罗德总理来访的时候,我将陪同他去上海参观磁悬浮铁路的工地。我此前从来没有陪同过哪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参观过任何一个项目,只是在北京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宴请等。
  我们计划建设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铁路,这条铁路我们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了。究竟是用法国的、日本的还是德国的技术,关键就是看这个示范段是否成功。我相信,它一定会成功。我自己在德国坐过磁悬浮列车,将来也会到上海去坐,表示它是安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最近说,他们也考虑要修从深圳到香港的磁悬浮铁路。
  请代我向德国的电视观众转达这样一句话:我访问德国的时候,在汽车里看到街上很多普通老百姓向我招手,我十分感动。请向德国人民、柏林人民问好。
                  第9节: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 采访(1)
  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 采访
  (2000年10月14日)
  筑紫哲也( TBS新闻节目主持人):今天出席我们对话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邻国的朱镕基总理。这样的节目在两年前第一次尝试,出席嘉宾是美国的克林顿总统。这回是第二次。首先请总理讲话。
  朱镕基:我应邀访问日本的背景是,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了日本,同已故的小渊惠三首相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确定了中日两国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从那个时候以来,中日两国关系的主流是非常好的,但是也不是说没有问题。在日本国内,有一些对中国的疑虑、担心,甚至于认为中国构成了对日本的“威胁”。同时在中国,觉得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安全问题等方面,日本有一些言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日本,希望能够做一些增信释疑、推动合作的工作。当然,这种工作不仅是两国政府的事情,而且需要两国人民的直接对话。所以,我非常珍视今天晚上和日本人民的直接对话。我想,中日双方都很重视这次对话。不久前,日本执政三党的干事长访问中国。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向我提出忠告:“届时你无论如何要保持满脸笑容,越是对你提尖锐的问题,你越是要笑。”这对我来说有点难度。我平常讲话的时候,表情都是比较严肃的。今天我要努力去做,尽量保持笑容。希望朋友们不要觉得我笑得太勉强,更不要觉得我笑得太可怕。请多多关照。
  筑紫哲也:按节目的惯例,请朱镕基总理先简洁地回答几个简短的问题。下面是来自因特网和传真的问题。
  (画外音:千叶县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问:“我们班只有20名同学,但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不太容易,请问中国是怎样把近13亿人团结在一起的?”)
  朱镕基:我想,第一种方式就是法制的方式,中国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反映民意,监督政府;第二是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有8个民主党派,它们联系不同的阶层,经常反映来自民间的意见,也起到了监督政府的作用;第三,还有舆论的作用。我想,中国的舆论,特别是中国的电视台在反映民意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要进一步反映民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筑紫哲也: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问:“为什么中国每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小孩?会不会寂寞?”
  朱镕基:中国鼓励每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但是在农村,这个限制是比较宽的;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他们生养孩子是不受限制的。在城市里面,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我是有体会的。我只有一个外孙女,13岁,我觉得她确实感到很寂寞。可是我们也要想,如果一个12.5亿人口的国家再无限制地生下去的话,那全球不都是中国人了吗?
  筑紫哲也:听说你讲过日本人太客套,不想会见日本人,太浪费时间。
  朱镕基:不,我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我愿意借此机会说清楚,我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好客的民族,我认为会见客人的时候必要的寒暄和客套话,是起码的礼貌,也是有情有义的表现。但是最近几年我会见外宾,包括日本的政要和朋友们,是比较少了,这是因为我的工作太忙了,我忙不过来。比较起来,我会见日本人还是比会见其他国家的外宾要多得多。可是,我不能够做到有求必应,所以请日本的朋友们、我的老朋友们,请你们谅解我。
  筑紫哲也:听说朱总理只怕劳安,她什么地方可怕?
  朱镕基:我根本不觉得她可怕,我觉得她可爱。
  筑紫哲也:假如劳安不在演播厅,你是否会做同样的回答?
  朱镕基:当然,表里如一嘛。
  筑紫哲也:演播厅现场有100人,大阪分会场也有20人,欢迎提任何问题,直接提问,现在开始。
  一位年轻男子:总理讲到自己的脸可怕,过去是否有吃过亏的地方?
  朱镕基:我吃了很多亏。我的一生中经受过很多的挫折,你很难想象。
  一位年轻女士:我喜欢京剧,正在学习。听说朱总理也喜欢京剧,你喜欢京剧里的什么角色?
                  第10节: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 采访(2)
  朱镕基:我很高兴你和我有同样的爱好,我喜欢京剧里面所有的行当,但是我自己是学着唱“须生”。同时,我也喜欢拉胡琴。什么时候你去北京,我可以给你伴奏。
  一位男子:来日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朱镕基:我这次已经是第六次访问日本,还不包括我访问别的国家从日本过境。我上一次访日是在1994年,时隔6年,我感到日本有很大的变化。当然,东京的交通还是很繁忙,东京也很繁荣,特别是我看到还有一些新的建筑出现,感到很高兴。
  穿和服的妇女:北京和大阪都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是竞争对手。如果总理到大阪,我们会热情款待,能否把机会让给大阪?
  朱镕基:我过去每一次访问日本都要到大阪,这一次访问我也提出要访问大阪,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在日程的安排上,日方还是建议我不要访问大阪了。我愿意借此机会通过你们向大阪人民问好,我很想念你们。大阪和上海是友好城市,我曾经是上海的市长,我向我们的友好城市的人民问好。至于2008年举办奥运会,我想不论是中国能够举办,或者是大阪能够举办,对于亚洲都是好的,我们能够争取到这个权利,对亚洲人民都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作为大阪的友好城市上海的前市长,我希望你们支持北京,谢谢!
  穿和服的妇女:这让我们为难,谢谢,欢迎你到大阪。
  筑紫哲也: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并非没有问题,现在讲中日关系。
  佐古忠彦( TBS主持人):TBS最近关于“中国如何看日本”和“日本如何看中国”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最先想到的中国人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中国人最先想到的日本人是山口百惠、东条英机、田中角荣。在问到相互的好感时,中国有48%的人对日本没有好感,日本对中国没有好感的人只有9%。
  朱镕基:当然,民意调查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反映了一些人的意愿,但也不一定是很准确的,关键在于你所选择的对象。人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又是从不同的角度,比方说对山口百惠,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她演的电影、电视剧在中国非常受欢迎;至于东条英机,当然我们中国人不能够忘记战争所带来的伤害;那么田中先生对于中日的邦交正常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人民确实不会忘记他。总之,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管过去发生了哪些令人遗憾的事情,或者令人悲痛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为中日两国人民今后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尽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一位中年妇女:今年4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讲中国人时用了“三国人”的提法,总理如何看?对日本政府的回应如何看?
  朱镕基:我刚才讲过,中日关系的主流目前是好的,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言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希望所有日本国内的舆论都应该考虑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不要做刺激或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这样,我们的友好合作关系才能够继续不断地发展下去。
  一位男子:是指将来日本和中国的自由贸易会签订吗?
  朱镕基:你讲的是中日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是讲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对不起,我没有听得很清楚。
  那位男子:是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朱镕基:中国为加入WTO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判,目前我认为进程是非常好的。我们应该进行谈判签订双边协议的37个国家中,已经有36个都签字了,最后剩下一个墨西哥,我想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今年年底以前,我估计中国参加WTO还是大有希望的。中国参加了WTO以后,一定会遵守WTO的协议,履行它应尽的义务,更好地把中国向全世界开放。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我想,我们在贸易方面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国,而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国,我们两国的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我也希望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两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会有更大的发展。
                  第11节: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 采访(3)
  筑紫哲也:有没有从事中国贸易的先生?你有什么问题?
  另一位男子:我是生产蘑菇的,现在蘑菇的生产对日本十分重要。中国的农户也为难,蘑菇供过于求。中国是否应该扩大内需,限制出口?
  朱镕基:在贸易方面,我想不同的产品总是会有不同的问题产生,我们两国的政府当然有责任来引导两国的进出口有正确的产业方向。但是,这种问题也难免时常会发生。我认为,需要双方的政府、双方的企业来进行协调。
  筑紫哲也:中国加入WTO,盗版问题如何面对?
  朱镕基:中国在打击盗版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称赞中国在打击盗版方面是非常得力的国家,也是非常有效的国家。中国将继续保持这样的压力,完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筑紫哲也:还有哪些和中国有关的问题?
  一位年轻女士:去年我家被盗,尚未破案,警察说罪犯可能是中国人。你知道在日本的外国人中哪国人犯罪最多吗?是在日本的中国人。
  朱镕基:这我第一次听说。这需要我们两国的刑事组织加强合作,共同来打击犯罪。
  一位男子:在中国青少年中,怎样看拜金主义?
  朱镕基:我想,在这方面对青少年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我认为在思想道德的教育方面,宣传和媒介也负有很大的责任。我希望大家都重视这个问题,加强对青少年的正面教育,来共同引导青少年走正确的道路。
  一位女学生:我叫大泽,正在学习汉语。想到历史问题,有一个中国朋友说过,中国人要努力忘记历史,日本人要努力不忘记历史。你对此有何看法?
  朱镕基: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大家应该正视历史,当然也应该面向未来。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错误的重犯,这对中日两国人民尤其重要。对于当前出现的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要隐瞒或者是淡化,甚至于篡改历史的倾向,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这没有一点好处,不能够使人民从历史里吸取教训,来更好地创造未来。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提醒,这些提醒绝对不是要伤害某国人民的感情,而是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地吸取历史的教训,使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筑紫哲也:我们为这个节目从全国搜集意见,包括历史问题。一个51岁男子对过去战争中的残酷有赎罪感,但中国一再要求日本道歉,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时候?
  朱镕基:我这一次就没有要求日本人民道歉。我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日本的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当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当时的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没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画外音:关于日本是否进行了充分的道歉,舆论调查表明,日本人当中有20%认为已经充分道歉了,但中国人当中只有2%认为日本道歉充分,87%的人认为没有充分道歉。差距大。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总理怎么想?上次的战争赔偿中国放弃了,如何克服历史的问题?)
  朱镕基:我们所提出来的就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筑紫哲也:让大阪提问。
  一位中年男子:我出生在大连,在哈尔滨长大。关于遗留在中国的化学弹问题,以及日本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请问总理对此有何看法?
  朱镕基:关于日本战时在中国遗留了一些废弃的化学武器问题,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正在共同进行挖掘、包装和销毁。目前的工作进展还是好的,但是仅限于挖掘、包装,还没有进行销毁,我们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把这个工作进行下去。南京大屠杀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我不愿意提这个事,你要提这个事我就告诉你,那完全是事实。
                  第12节: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 采访(4)
  一位男子:我叫佐高,现在在上海有一家合资厂。我关心人民币的走势,它会不会贬值?
  朱镕基:中国的人民币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贬值,但是我们始终在维护亚洲地区的金融稳定,也包括中国的金融稳定,我们始终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我们从现在来看,中国已经完全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外汇储备已经增加到1600亿美元以上,现在没有要贬值的任何的根据。
  草野满代(TBS主持人):全国的意见搜集到2000多条,重点的问题是台湾、战争经济赔偿。
  一位中年男子:我从长崎来,是渔民。中国和日本的自然资源遭到破坏,请你谈谈看法。
  朱镕基:你讲得很对,中国在它发展的过程中间曾经忽视过环境保护的问题、生态环境改善的问题,这对我们是一个教训。但是,中国目前已经充分认识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下了非常大的力量来重视和进行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治理。今天我和日本几位政党领导人谈话的时候,他们都承认北京的空气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在西部地区大开发里面特别提出来要改善生态环境,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已经重视了,目前正在努力。
  筑紫哲也:刚才有位17岁的女观众提出问题,台湾人希望维持现状,为什么中国一定要统一?
  朱镕基: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也公认台湾回归中国,并且中国已经确实行使了对台湾的主权,后来只是因为内战的问题,才造成目前分裂的状况。所以,台湾应该回归中国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主张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平统一台湾,我们有最大的耐心。这种统一不会改变台湾目前的制度,对台湾人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全中国人民都希望看到这种统一,我想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筑紫哲也:总理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被人威胁。据说,你有过四次险遭暗杀的经历,祖先的坟墓也被炸了。你自己也说过走在“地雷阵”上,听说还准备了棺材,要与恶人一起下地狱。是吗?
  朱镕基:关于我有种种传闻,或者说传奇。我知道目前为止,至少有11本关于我的书,我没有时间去看。它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看这些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值得一谈。
  筑紫哲也:你认为自己踩了“地雷阵”吗?
  朱镕基:我在就任总理的时候,曾在记者招待会上面讲过这样的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我没有说我已经踩在“地雷”上,没有。这是表示一种决心。
  一位中年男子:我想问关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问题,亚太地区安全是不是需要这个安全保障体制?
  朱镕基:日美安保体制问题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问题,需要不需要日美安保体制,也是日本和美国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体制不应该针对第三国,不应该超出日本和美国的范围。为了增进中日两国之间的信任,消除疑虑,我已经向森喜朗首相提出,我们应该加强中日两国军方的相互交流和沟通,包括舰队的互相访问。我想,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筑紫哲也:每次西方人都提到中国的人权问题,这公平吗?
  朱镕基:我想,这是由于中国和外国的价值观念不一样,对人权的观念也有分歧,所以,他们提出这种问题是很自然的。我们的答复就是:我们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而且我们在不断地改善我们的人权状况。我们很愿意听取外国的意见,因此我们和很多国家都进行了人权方面的对话,但是要使人权的观念完全达到一样,我相信是不可能的。我们很愿意听取外国的朋友们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改进自己的工作。
  筑紫哲也:大阪还有问题吗?
  一位女大学生:我正在学中文,听说中国人都喜欢唱歌。总理最喜欢什么歌?能不能唱一段?
  朱镕基:我最喜欢的是中国的国歌。如果我现在要唱的话,你们都得起立,我想我还是不唱了。
  筑紫哲也:听说总理是一位京胡名家。这是京胡,你也会拉?
  朱镕基:略知一二。
  筑紫哲也:可以表演吗?
  朱镕基:我如果要拉的话,那一位女士就应该唱。我想,如果你们不喜欢京剧的话,你听我拉胡琴一定觉得很难听的,好像杀猪一样。但是应你们的要求,我就献丑了。
  (朱镕基总理现场拉了一段京剧的过门儿,全场鼓掌——编者注)
  筑紫哲也:今天本没有计划让总理表演京胡,十分高兴。已经超过了一些时间,最后一个问题是,和市民对话与和官员对话有什么不同?
  朱镕基:这是两种不同的对话。比方说跟政府官员的对话是唱京剧,那么和市民的对话就是演歌舞伎,我很难说哪个更有趣,但是我很愿意跟日本人民直接地接触和对话。我很感谢今天诸位对我非常礼貌,非常客气,谢谢大家。
  筑紫哲也:最后,请总理对日本电视观众讲几句。
  朱镕基:我愿借此机会,向电视观众们、向日本的朋友们表达衷心的问候和敬意。我希望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1998年江泽民主席和贵国首相共同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这三个文件的基础上,大家共同努力,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长期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让我们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这不单是中日两国人民之福,也是亚洲人民之福,更是全世界人民之福。谢谢大家。
                  第13节:接受俄罗斯俄通社—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基里洛夫采访(1)
  接受俄罗斯俄通社—塔斯社
  北京分社社长基里洛夫采访
  (2002年8月21日)
  基里洛夫:你如何评价目前俄中政治关系?
  朱镕基:近年来,中俄关系一直保持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双方政治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江泽民主席与普京总统在去年7月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我们两国永远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指明了方向。
  《条约》签署一年多来,两国政府和各部门积极落实《条约》,取得了显著成果。现在,中俄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经贸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磋商与协作密切。中方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水平感到满意。
  普京总统在今年12月初将来华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今年双边关系的大事。两国元首此次会晤,必将为中俄关系持续深入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基里洛夫:你如何评价目前俄中经贸合作水平?
  朱镕基:近年来,在中俄两国政府和企业界的共同努力下,双方的经贸合作逐步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双边贸易额已连续4年保持增长,尤其是在2001年创历史纪录的基础上,2002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前7个月双边贸易额达66.2亿美元,同比增长19.4%,全年有望再创新高。
  目前,双方在各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进展顺利,并不断向高科技、能源、资源开发与利用、核能、金融、运输、航空航天、环保、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更深层次发展。我相信,中俄经贸合作一定会在平等信任、互利互惠的原则基础上更快地发展,为两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更大贡献。
  基里洛夫:俄中两国大项目合作,特别是能源领域合作的发展前景如何?
  朱镕基:中俄两国开展能源合作,具有地缘优势和经济互补性。近几年来,在两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双方有关企业不断探讨能源领域的各项合作。双方已确定了铺设中俄石油、天然气运输管道项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已与中方签署了参与中国“西气东输”工程的有关协议。
  基里洛夫:你如何看待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发展俄罗斯、中国及中亚四国间的经济合作关系问题?
  朱镕基:俄罗斯和中亚四国均为中国的近邻,又同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各国人口众多、地缘相近,自然、科技、人才资源丰富,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各国的共同发展,也有利于巩固该组织合作的物质基础,增强其凝聚力,维护本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第14节:接受俄罗斯俄通社—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基里洛夫采访(2)
  中方对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持积极态度。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积极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促进相互投资与贸易合作。我相信,本区域经济合作将为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和便利的平台。
  基里洛夫:你对本届政府5年来在你的领导下所做的工作做何评价?你当初提出的精简机构等一系列目标是否已经成功实现?你认为下届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朱镕基:对本届政府工作的评价,应该由人民和历史来做。我可以肯定地说,本届政府认真履行了职责,对国家和人民事业作出了最大努力。
  1998年3月,我刚当选总理的时候,曾把任期内要干的几件大事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和“五项改革”。这些任务和目标已经或即将成功实现。
  “一个确保”,就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这个目标前几年已做到了,今年也完全可以实现。1998至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连续4年都在7%以上;今年上半年达到7.8%,预计全年可在7.5%以上。这几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世界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我们及时提出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坚定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是卓有成效的,不仅使这几年经济实现持续较快增长,而且为中国经济以后长远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们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技术改造,并支持科技、教育事业发展。1998至2001年,加固了大江、大河、大湖堤防3万公里;建设铁路新线4000公里,复线1988公里,电气化铁路1063公里;累计建成公路通车里程2.5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8000公里;新建、扩建机场37个;安排建设高科技产业化、重大装备制造和企业改造项目近2000个;城市供水、道路、垃圾和污水处理项目约1000个;对1895个县进行了农村电网改造;安排建设各类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设施项目9300多个。这些方面的投资力度和建成的能力,都是空前的。经济发展的条件大为改观。
  “三个到位”,就是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国有大中型企业3年改革和脱困目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行政府机构改革。
  “五项改革”,就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和完善财税制度改革。
  这些任务,有的已经提前完成了,有的已基本完成,还有的正在进行。例如,精简政府机构,我们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以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为目标,在本届政府第一年,将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来的40个减少到29个,机关人员编制由原来的3.2万人减少为1.67万人。去年年初,又撤销了9个国家局级机构。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从中央政府到省、市、县、乡政府的机构改革。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不仅仅是精简机构,更重要的是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大力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加强了政府工作作风建设。
  此外,本届政府还相继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任务,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力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广度和深度扩大对外开放等。这些任务,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继续进行。
  关于下一届政府的工作任务,根据去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应当继续实现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
                  第15节: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洪锡炫采访(1)
  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
  洪锡炫采访
  (2000年9月21日)
  洪锡炫:朱总理在即将对韩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之前,能够接受我们《中央日报》的单独采访,这对我们报纸来说是一个无限的荣幸。明天是《中央日报》创刊35周年纪念日,这个时候能够采访朱总理,使得我们的采访活动变得更加有意义。朱总理在韩国非常受欢迎、非常受尊敬,能通过《中央日报》介绍朱总理,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朱镕基:首先,我要祝贺《中央日报》创刊35周年,请转达我对金大中总统的问候,请转达我对韩国人民的问候,我很高兴应金大中总统的邀请访问贵国。我和金大中总统是老朋友,在他当总统之前,我们就见过,我很钦佩他的为人。他年龄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我要向他学习。在克服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韩国是恢复最快的一个国家,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去看看你们在经济上所获得的成就。
  洪锡炫:访问韩国之前,不知你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有什么样的政策构想?
  朱镕基:我这次访问韩国,任务很重,但工作很轻松,因为江泽民主席和金大中总统在1998年已经确定了中韩两国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两国之间确实存在着非常好的关系。我这次去就是要在这种友好合作的基础上,按照这个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强我们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
  洪锡炫:中国是韩国第二大海外投资国,你这次访问韩国,不知在更多地吸引韩国企业对华投资方面有什么想法?
  朱镕基: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近几年吸引的外资每年都达到400亿美元。中国加入WTO后,开放程度将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中国的西部大开发需要大量资金,需要外国企业的合作。韩国是中国的近邻,韩国人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因此中韩两国可以在这方面进行更好的合作。
  洪锡炫: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为韩国企业带来很大机遇,韩国企业可以通过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建设,进一步促进韩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不知总理阁下在吸引韩国企业家投资西部大开发方面有什么具体措施?
  朱镕基: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内容:一个是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像铁路、公路等,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投资要向西部倾斜;第二是生态环境的改善,要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种草;第三是科技、教育也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在这些方面跟韩国合作的机会很多。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些政策,来鼓励外国人投资与合作。
  洪锡炫:中韩建交已经8年了,去年两国的贸易额超过230亿美元。在两国贸易中,出现了一些小的摩擦,例如今年6月出现了大蒜纠纷。我想今后两国的贸易量将不断扩大,为避免贸易中的摩擦,两国政府应做些什么?
  朱镕基:在世界贸易的过程中发生一些纠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高层领导有时不知道这些情况。希望今后中韩双方从大局出发,从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出发,互相谅解,互相了解对方的观点,做到互谅互让,尽量减少矛盾的发生。这样,纠纷发生后,就能够很快得到解决。大蒜纠纷的迅速解决就证明了这一点。
  洪锡炫:现在,朝鲜半岛正出现由紧张走向缓和的大趋势,在此过程中,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请问,在今后半岛实现更高层次的缓和中,中国将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种变化将对东北亚局势有何影响?
  朱镕基:朝鲜半岛自实现南北首脑会晤后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出现了可喜的进展,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半岛南北双方既有诚意又有热情,在很多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我们感到很高兴。像此次悉尼奥运会上双方运动员站在同一面旗帜下,我们看了感到很激动,我们为你们感到高兴。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双方和平统一进程不会有波折,因为毕竟双方的社会制度还是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认为和平统一的进程不会中断,困难最终将会得到克服,我们真心诚意地希望这个过程将最终达到和平统一。这将有利于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和本地区的和平,对于全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也意义深远。中国政府将坚决地支持和促进这一过程的进行。
  洪锡炫:今年5月金正日访华时,朱总理曾建议金正日将工业园区地点从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移到离南北边境较近的地方,不知你当时出于什么考虑提出这样的建议?
  朱镕基:这次中国领导人与金正日的会见效果很好。1988年,我曾作为上海的市长参加过朝鲜的国庆,见过金日成和金正日。这次在北京,我与金正日进行了一次比较长时间的谈话,对他的了解大大加深了。我觉得他为人坦率、诚恳,思想很敏锐,知识很广博,信息也很广泛。我们讨论了很多东西,包括经济问题,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其中也谈到你所说的设立开发区问题。我的印象是,他思想很开放,看得很远,同时也很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第16节: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洪锡炫采访(2)
  洪锡炫:最近韩国举行了京义铁路开工仪式,金大中总统也参加了。朝鲜过几天可能也会搞这个仪式。南北之间的这条铁路从汉城通过新义州可到达中国的丹东,也可到达北京,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不知总理对此有何评价?
  朱镕基:我们很高兴看到京义铁路的复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不仅能够促进韩国与朝鲜的和平及友好合作,同时也有利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联结。
  洪锡炫: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保持了人民币不贬值,这使韩国等国家在恢复经济过程中得到很大帮助。最近世界油价出现暴涨,亚洲一些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征兆。如果再次发生金融危机,中国是否还会保持人民币不贬值?
  朱镕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这一政策获得了很大成功,不仅有利于亚洲国家经济的恢复,也有利于中国自己的发展。中国实行的汇率制度是面向市场,以市场为依据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也就是允许汇率根据市场的变动在一定幅度内进行变动。中国近几年国际收支一直是平衡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现在已超过了1600亿美元。同时,中国的银行里也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外汇存款,现在已超过了1100亿美元。因此,中国在目前国际收支有余的情况下,没有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当然,当前国际油价的上涨对中国的经济有一定影响,但是因为中国自己能够生产1.6亿吨原油,今年是进口最多的一年,也只达到7000万吨,所以油价上涨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很大。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汇率近几年不会有很大的变动。
  洪锡炫:祝贺美国通过了PNTR。中国经过十几年努力,终于要加入WTO了,朱总理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有人担心中国加入WTO后在保障自由贸易方面仍会存在很多问题,总理如何看待这一个问题?
  朱镕基:对于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给予中国PNTR地位,我们感到高兴。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是有利有弊,只有经过我们的努力,才能使利大于弊。正如克林顿总统所说的那样,加入WTO可以促使中国国有企业的破产和中国制度的改变,这对我们来讲不就是弊吗?但也未必像他所说的这样严重。对于中国加入WTO之后是不是会履行承诺,遵守WTO的一切规定,我想中国是说话算话的。中国的历史纪录证明,中国是最信守国际条约的。当然,我也不能保证中国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从未给予中国完全的自由贸易地位。我们能保证的是,我们将坚决履行已经签订的双边和多边协议以及WTO的规定。
  洪锡炫:中国从明年起将实施第十个五年计划,“十五”计划的目标是什么?你此次访问韩国,将怎样号召韩国企业参与中国的“十五”计划建设?
  朱镕基:中国的“十五”计划,主要是为实现中国的第三个战略目标开好局。最主要的内容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是最重要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要通过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先进科技的发展来实现。中国不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走到尽头了。在此方面,我们与韩国合作的机会很多。金大中总统曾写信给我,表示愿意和中国发展CDMA(码分多址的数字通信技术),在发展移动电话方面进行合作。中国原来考虑是现在发展第二代的CDMA,还是直接发展第三代的移动电话。经过考虑之后,我们决定还是先引进第二代的CDMA的技术,在此基础上,再向第三代移动电话技术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愿意与美国合作,也愿意与韩国合作。
  洪锡炫:现在外国人将清华大学叫做中国的“硅谷”,那里网络经济发达,有很多高新技术,不知总理在发展网络经济方面有何构想?
  朱镕基:中国确实有很多像清华大学这样的科技园区,都达到一定水平。我们鼓励这种园区,因为它代表了中国以发展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技术的趋势。
  洪锡炫:朱总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你在改革中一定遇到很多令你头痛的事情,比如说在反腐败方面。我们听说,你曾指示有关人员,准备好自己的棺材。你有座右铭吗?你每天以什么样的觉悟从事工作?
                  第17节: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洪锡炫采访(3)
  朱镕基:我称不上改革的先锋,我不过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做一点具体工作。每天不断地开会,不断地批文件,工作非常枯燥,但我干得很起劲。还要加一点,就是要到下面去调查,不然就变成官僚主义了。
  洪锡炫:韩国的金大中总统上任后倡导了四大改革。你此次访问韩国,如果与金大中总统就改革的经验问题进行交流的话,可能对双方都有所帮助。
  朱镕基:我向他学习。
  洪锡炫:刚才,你谈到金正日其人反应敏捷,信息量大,有远见。那么,你认为朝鲜会进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吗?会以中国模式建立经济特区吗?
  朱镕基:我们从来不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模式,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具体情况,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色来进行自己的改革,当然并不是说,不能互相借鉴。我们也向韩国借鉴了很多经验。中国报刊上就有关于韩国经济建设的文章。
  洪锡炫:你认为美国是把中国当成假想敌吗?中国经常讲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这是指美国吗?
  朱镕基:我们说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指的这种现象,包括所有国家。美国如果有这种现象,当然也包括在内。根据美国的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把中国当做他们的假想敌人,但也确实有少数人包括一些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人,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进行一些反华活动,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洪锡炫:你认为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镕基:根据我们初步的看法,他们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待中国的政策方面没有本质的区别。
  洪锡炫:最近在中国,韩国的电影、电视剧和一些演唱小组很受欢迎,有人称之为“韩流”。不知总理是否看过韩国电影?是否听过韩国歌曲?
  朱镕基:由于时间有限,我连中国电影看得都不多,韩国电影也看得不多。我觉得不应该叫“韩流”,这容易让人想起“寒流”,应该叫“韩热”。
  洪锡炫:最近,韩国一些宗教团体正四处活动推动达赖访问韩国。在这个问题上,韩国政府的立场有保留,民间团体批评政府更多地在看中国的眼色行事。朱总理对此有何看法?
  朱镕基:达赖喇嘛问题并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达赖喇嘛是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图谋“西藏独立”分裂中国的活动。因此我认为,任何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就不应该接待这样一个以分裂中国为目的的人士。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是否看中国眼色行事的问题,而是一个尊重和遵守自己与中国建交时的承诺,保持自己国家信誉的问题。
  洪锡炫:请朱总理给韩国的青少年讲几句鼓励的话。
  朱镕基:我出生后就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那时又正值日本侵略中国,所以那段日子是很艰苦的。就像孟子讲的那样:“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许是这种挫折与磨炼有助于自己的成长。我不管受到什么挫折和磨炼,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起,就立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许没有小时候那些挫折和磨炼,我今天就当不上总理,就不会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了。今后我也将继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18节: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1)
  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
  康比德夫妇采访
  (1999年4月2日)
  朱镕基:刚才,广播电台已经宣布,我将从4月6日开始访问美国。我一直想在访问美国以前能够通过媒体向美国人民致以问候;同时,希望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使我这次访问达到促进中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目的。我之所以选择《华尔街日报》,不仅是因为你们是一家大报纸、大媒体,而且因为贺女士[1]在1993年采访过我,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你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的秘书班子起草了回答你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看了一下,这都是“标准答案”,恐怕对你们没有多少新闻价值,所以我也不把这个答案交给你们了。我认为还是由你们直接向我提出问题,我即席回答,可能更能够符合你们的要求。在你们提出问题以前,我想先讲一下我最近一个时期关于访问美国的一些思考。我想,这对于你们也许还是有一点新闻价值的。
  我在今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讲过,预计我这次访问美国,将会遇到很多困难。我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有些人对我还怀有敌意,但是,我仍然愿意去访问。我想,我可以向美国人民解释一些问题,说明一些真相,来促进相互的了解。我当时是满怀信心的。然而,随后形势发展得很快,出现了许多没有预料到的事件,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对此,我们的江泽民主席已经多次发表了声明,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但是我国人民情绪激昂,他们纷纷打电话或者写信给我,反对我访问美国。其次,美国决定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提案,这件事情在中国也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再次,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原来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最近一个阶段,我们估计是由于来自国会的压力,美国政府在这次谈判中的态度改变了。
  实际上,美国政府方面自己心里应该明白,中国在加入WTO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大的让步,这在3年或者5年以前,是他们难以想象的。这些让步如果使中美达成了这个协议,是有利于中美贸易合作关系发展的,是有利于缩小中美贸易逆差的,也是有利于美国的。目前,根据我与美国企业家的接触,我充分地了解,如果这个协议公布的话,一定会得到美国企业界的欢迎和支持。但是,就是由于来自一些国会议员的反对,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谈判对手没有在这方面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在前天上午,我会见了来自美国国会的两个代表团,包括参议员和众议员,一共有20位。一个代表团是由罗斯先生率领的,另一个是由托马斯先生率领的。我跟他们进行了一个上午的谈话。我首先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以为中国非要加入WTO不行。我们当然希望参加WTO,为此我们已经谈判了13年,但是,并不是离开了WTO中国就不能活下去了。那13年的历史证明,我们可以活下去,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其次,我告诉他们,我比你们更加专业,我更了解中美WTO谈判的全过程。对这13年过程的细节我都清楚,我比你们更知道中国做了多么大的让步。我认为这个协议公布以后,一定会得到你们的企业界的支持。但是,你们现在指责克林顿政府,指责巴尔舍夫斯基,指责他们拿原则来做交易。我说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巴尔舍夫斯基在整个谈判当中表现得非常强硬。我奉送她一句话:得寸进尺。我说,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强硬的谈判代表。我还说到这个协议公布的时候,恐怕美国人再不会指责美国政府拿原则做交易了,而我很担心中国人民会指责我拿原则做交易。
  康比德:你讲话的语气使我们认为中美谈判好像已经达成了协议,是这样吗?
  朱镕基:我认为我们距达成协议已经只有一点点距离了,但就是这一点点距离,由于美国方面的贸易代表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她不敢走过这一点点距离。
  康比德:你刚才也说了,中国已经作出了最大的让步。是不是说,到此为止画一条线,中国不会再作出更多的让步了,是不是?
  朱镕基:差不多。你们要问我为什么中国要作这么大的让步呢?我说你们不要搞错了,你们不要误会了。中国绝不是要乞求加入WTO,不参加WTO中国不是活得很好吗?我们之所以作出这么大的让步,就是为了顾全中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根据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确定的目标,致力于建立一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好的势头能够发展下去,而不是像现在存在着倒退的危险。因此,我对这些议员先生们说,你们反对中美之间达成协议,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并不是非要达成这个协议不行,也并不是非要在我访问美国之前达成这个协议不行。我们主要是为了中美两国友好关系这个大原则。我们不达成协议,我们不加入WTO,仍然可以和世界各个国家发展双边的关系。刚才康比德先生也问我,是不是我们不能再做让步了?不是。确切地说,不是我们不能再做让步,而是现在美国方面要求我们再做的让步是没有道理的。比方说在开放电信产业方面,这在中国过去是根本不对外开放的,现在我们已经承诺,可以开放我们的电信产业。在最近的几年,可以允许外资参股合资的比例达到25%到30%,过了过渡期以后,允许外国投资的比例还可以放宽。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中国必须控股,可美国方面一定要求它能够控股。那我就说,你们美国的很多产业也不允许我们控股,比方说你们的民航允许外国投资的比例只有25%。目前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有对外国投资比例的限制,并不只是中国才有啊!其他在银行、保险领域,我们的开放度都超过了原来美国所要求的条件。在证券方面,我们吸取了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教训,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够过快地开放的。对中国的这个立场,美国也是很清楚的。我们仍然可以开放B股,但是A股我们是不能够开放的。如果美国一定要求开放A股,那中国是做不到的。并且我们看到,如果按照这个做法搞下去的话,我们将步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后尘。
                  第19节: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2)
  康比德:你讲的这个开放A股和B股指的是什么意思?
  朱镕基:这是一个专业问题,现在我没有时间来解释。总之,我觉得现在把一个经济问题——WTO谈判是一个经济问题,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那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复杂化了。前天,我会见美国的国会代表团。其中有一位议员很直截了当地跟我讲,WTO的谈判就应该和人权问题、核不扩散问题等等联系起来。我当时就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如果我们把任何中美之间的经济问题都跟人权、核不扩散问题联系起来,如果把任何经济问题都跟这些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中美两国就没办法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了。农业方面的谈判,关于TCK小麦问题、柑橘问题、肉类检疫问题,中国都做了充分的让步。美国方面认为,在这方面中美完全可以达成协议。那我就建议是不是可以把农业方面的协议公布于众,取得大家的拥护,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来谈其他问题。当然,我也讲了,这个协议的公布并不是说整个WTO一揽子协议达成了,它要等到一揽子协议达成以后才能够生效。但是现在公布有助于改善这个气氛,同时促进其他协议的达成。可是美国方面就是不同意,说“It’s impossible(这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到美国去还能够做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中方反复地考虑,还是为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大局。美国是个超级大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两个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是会影响到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格局的。因此,江泽民主席和中国的领导层还是决定让我到美国去。这次我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访美,是希望做一次努力,来沟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意见,并对某些问题进行探讨,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把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继续推向前进。
  康比德:是不是说,在你访问美国期间是不可能就WTO问题达成一致的?你刚才说不可能,是不是指不可能达成协议的意思?
  朱镕基:我刚才讲“It’s impossible”,是指我提议先行公布一部分已经达成一致的协议,但是美国方面说“It’s impossible”,不是我们讲“It’s impossible”。
  康比德:希望你再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已经达成协议的内容,我们愿意把你的话告知美国的企业界,让他们了解美中在哪些方面达成了一致。
  朱镕基:那巴尔舍夫斯基就会变得更加强硬了。我想,我这次访问不会很轻松。中国有句话叫做“两面不讨好”。一方面是一些美国人不欢迎我,另一方面是一些中国人不要我去,所以我想,我的任务是very difficult job(困难重重的工作)。
  康比德:还有10个到20个问题想问你,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朱镕基:我下面还要接受一个采访,加拿大《环球邮报》的。
  康比德:你认为美国的商业界、企业界是支持改善美中关系的,但事实上,对华的外来投资在减少,这是不是实情?如果是的话,原因是什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变这种情况?
  朱镕基:实际上,外国当然包括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每年都在增加,去年就比前年有所增加。你刚才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在减少,完全不是这样。去年,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是459亿美元,超过了前年450亿美元的水平。今年1到2月份比去年同期略有减少,但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是看不出问题的。我们预计,今年进入中国的投资会有更多的增加,因为现在很明显,中国的投资环境比东南亚的某些国家要强得多,特别是在我们实行了刚才我讲的诸多领域的开放,尤其是电信产业方面的开放以后,外国的投资更会大量地进入。
  康比德:想问你一个颇具哲学色彩的问题。中国目前不断加深的经济自由化,是否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政治上多元化的增强?或者说,政治多元化是推进经济自由化并使之取得成功的一个前提。你对这二者间的关系怎么看?
  朱镕基:政治和经济是互相作用的,当然,经济决定政治的走向,政治对经济也有它的反作用。问题在于我们两个人对于所谓“经济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含义怎么理解,那是另一回事。
                  第20节: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3)
  康比德:你刚才也提到,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曾经共同确立了一个目标,就是美中之间要朝着一种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前进。但是有人认为,目前两国距离这种关系实际上还很远。那么,除了世贸组织的问题,你是不是认为还有其他的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美国会采取某种做法,使我们这种所谓的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以实现。
  朱镕基:从中国方面来讲,我们仍然而且始终恪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要致力于建立的这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始终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潜在对手,更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美国可靠的朋友。我们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并不等于我们会赞成美国的每一项对外政策或者对内政策,反之亦然。我想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不见得都同意美国的每一项政策和每一个行动。
  康比德:鉴于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如果请你评判美国在发挥其独特作用方面到底做得怎么样,你给美国打几分?
  朱镕基:美国确确实实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但是,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一个超级大国不是很容易,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并且,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永远成为超级大国。因此我觉得,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应该好自为之。它对待别人的态度,应该像它所宣传的那样,要讲民主,要讲自由,要讲平等。
  康比德:你是不是说,美国做得还不够,还有待于提高?
  朱镕基:没有一个人能说自己做得都很够,做得都很好。
  康比德:在涉及一个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好像是有争议的关于亚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上,为什么中国认为这个防御性的导弹系统会对中国产生威胁?
  朱镕基:我们认为,建立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与现行的国际《反弹道导弹条约》是相抵触的,发展这种系统不会有利于世界和平,这是我们的看法。我们反对的是把中国台湾地区纳入这种TMD,这是对中国的主权和内政的干涉,也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两国元首的联合声明。
  康比德:那么,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纯粹是由台湾问题引发的吗?
  朱镕基:我刚才讲的话不知你听清楚了没有,我是分两部分讲的。一部分是我对TMD的评论,它是不符合关于导弹的国际协定的,不利于世界和平。这是我的评论。第二部分是,我们中国反对把台湾地区纳入TMD。
  康比德:我还想问几个问题。问了这几个问题呢,我想等你到了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民可能会对你有更多的了解。现在人们经常把你叫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叫做一个改革家,或者说你是一个温和派,也许这些称谓过于简单了,那么你对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说法?
  朱镕基:我只能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同时又是中国总理。
  康比德:好像你有段时间是被划为了“右派”,而且很显然,因此你大概是受了将近20年苦。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或者是通过我们告诉一下美国的人民,这段时间里你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你认为这一段经历对当今的中国政府将会发挥什么样的影响?
  朱镕基:我现在不想、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再讲我那段不愉快的经历。
  康比德:我已经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只是想再试一次,希望能得到一点有价值的信息。
  朱镕基:我可以再补充一句:那段时间对于我虽然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对我也是有益的经历,使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接触了更广阔的层面,社会的层面。至于今天说起来,我们党和政府已经充分地吸取了那个教训。
  康比德: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那段经历使你变得更能容忍不同的观点,而且使你的观点也变得多样化了?
  朱镕基:也许是这样的。
  康比德:美国人一想到中国,一个主要的印象,或者说,人们对于中国最近半个世纪的持久印象,反映在一张照片上,就是一个年轻人在1989年那场事件中站在坦克前的那张照片。回想起来,你对于这个人有什么看法呢?你认为他是勇敢,还是愚蠢,还是被误导了?
                  第21节: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4)
  朱镕基:这张照片当初经常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电影和电视上出现,最近好像不大看见了。但是还有另外一张照片,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深的,就是越南的一个小女孩,光着身子,在受到美国飞机轰炸的路上跑。那个女孩现在还在美国。这些事情,我们都不希望它们再发生。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根本不同的,大家也得想一想。对那个面对着坦克的人,坦克并没有轧过去,而是在避开他。大家有没有想想,这是怎么一回事?
  康比德:好像你在过去曾经几次谈到,现在对于中国的情况你得不到非常准确的统计数字,你表示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苦恼。中国经济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对政府制定政策有什么影响?
  朱镕基:问题起源于中国去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7.8%,在东南亚许多国家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许多人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我对这个数字的看法,我已经都说过了。老实说,这里面肯定有水分,但这种水分并不是去年才有的,而且去年的水分也并不是更多。因为我们更加注意核实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而且三令五申,不许弄虚作假。这样的水分不但没有以前多,而且比以前更少了,因为我们一再地强调。我们这套统计制度最初是在50年代初期从苏联学来的,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按照美国和国际统计的惯例做了修改。现在我们有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统计工作经验了。我认为,不能说这些数字都不准确,或者都是水分,那也不公平。现在恐怕有几百万人在从事统计工作,不过,我也不能够说它们很准确。公平地讲,我们对工业企业的统计还是比较准确的,而对于农村的一些统计,实在是太宽泛了,不可能统计得那么准确,但是每年的统计数字是具有可比性的。
  康比德:我记得在1993年同你见面的时候,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25%,而且经济增长好像十二三年连续地超过了10%。当时你的艰巨任务就是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很多人都怀疑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后来,非常明显,你取得了成功。那么,你现在面临的挑战却是如何使中国的经济保持一个令人满意的增长速度,比如说是以7%或者8%这种使人满意的速度来增长。你认为这两种挑战,到底哪一个更加巨大?
  朱镕基:我想,1993年我面临的困难是通货膨胀,而我现在面临的困难是通货紧缩,是物价不断地下跌。从中国人几个世纪的经验来看,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通货膨胀。中国还没有经历过通货紧缩。现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通货紧缩对他们有什么危险,我们少数人看到了这种危险。因此,我的任务要比治理通货膨胀轻松得多,因为老百姓现在不需要担心通货膨胀,他们很安心。
  康比德:通货紧缩可能带来的危险到底有多大呢?
  朱镕基:现在老百姓都把他们的钱存在银行里。现在的储蓄率不知是40%还是50%,我也搞不清楚,但是银行这个钱贷不出去,因为没有更好的项目来贷款。因此,发展速度就有下降的危险。而且,产品的供过于求、物价的下降使得企业的经营变得很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刺激消费需求方面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拉动生产的发展。
  我还要讲一句,很多外国人,包括美国人,都认为去年由于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和水灾的影响,中国的各项改革没有按照预定的目标进行,步伐已经大大地放慢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本届政府所计划的一切改革,在去年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都在按计划进行,而且超过了预期目标。我没有时间再详细地介绍这个问题了,也许我们能在美国再见吧。
  康比德: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是否能够考虑让我们在中国也发行《亚洲华尔街日报》?因为目前在亚洲的其他很多地方,大概有10个国家出版我们的报纸。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向企业界人士报道有关经济、商业和金融方面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希望《亚洲华尔街日报》能够在中国发行,而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出版我们的中文版。
  朱镕基:我会跟主管这方面的负责人商量的。至少,我是《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忠实读者。
                  第22节: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1)
  接受美国《商业周刊》
  记者采访
  (1994年1月15日)
  记者:非常感谢你今天能给我这个机会与你见面,我们的《商业周刊》杂志致力于报道贵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事件。
  最近,你透露了经济体制改革计划,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天,我们主要想请你谈一谈今后几年的具体计划。另外,你是否可以详细地谈一谈,你认为中国在1994年以及明后年能取得多少成绩?
  朱镕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始于1978年,当时邓小平先生首次提出要改革开放。应该说,从那时候起,中国就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当然,那时候邓小平先生没有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那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这么说。因为当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计划经济则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是,从邓小平先生过去十几年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我们一直都在向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四大时,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时机成熟了。江泽民主席定下了这一目标,这是与邓小平先生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脉相承的。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一直在制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案,同时也在制定实施这一方案的运行机制。在去年冬天举行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我们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方案。
  这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全面、广泛、深刻的改革。这样一个改革必然会牵涉到社会各阶层的人民,也将涉及中国不同的地区,以及如何妥善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问题。这样一来,很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以及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我们成功地在很短时间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正是这样,去年冬天,我们通过了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实施改革的方案。
  我相信,对于来自你们这样的国家的人来说,这种改革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想通过改革所建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你们的经济运行机制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你们的经济体制以私有制为基础;而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我们将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而且公有制将处于主体地位。
  改革方案是全方位的。我们主要在财政、银行业和企业这三个领域实行改革。
  谈到财政改革,它主要是为了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财政收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与你们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类似。因此要推行财政改革,我们必须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
  银行业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独立的银行业系统。我们要努力确保中国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实际上,这一领域的改革在一段时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去年加快了速度。
  现在说改革的第三个领域——企业改革,这一改革的目的是调节国家与企业间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去年以前,尤其是去年为改革所作出的努力,为今年实施的主要改革措施做了准备。这是一个长期的准备过程,在此期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达成一致,政府与企业也协调一致。因此,总体来说,在准备过程中就达成了一致。于是,今年1月1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全面实施重大改革措施。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启动了将涉及多个领域和行业的深度改革措施后,国内总体形势和各行业情况保持稳定,没有出现重大问题,这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在开展旨在实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财政收入的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都非常合作。我们还成功实行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并轨,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汇率波动。只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黑市的汇率比市场汇率要低。
                  第23节: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2)
  这些改革举措十分重要,必须得到我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和认可。而要让我们的人民理解和接受这些改革举措绝非易事,尤其是在落实这些举措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我们没有预见到的情况。因此,产生了一些小问题。
  例如,1993年12月29日,我们宣布将采用人民币单一汇率制。但是,在通告这一决定时,我们漏了一句话:汇率统一以后外汇兑换券的价值不变,即今年1月1日以后外汇兑换券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依然是5.8∶1。这一点我们此前已经指出过,但在发布通告时漏了,人们都误以为1月1日以后外汇兑换券和美元的汇率也会是8.7∶1,于是拥至商店购买黄金和珠宝,有些人还到银行把他们的外汇兑换券兑换成美元。这一现象在北京尤为普遍,因为人们以为外汇兑换券要贬值了。我们立即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在去年12月31日发表了另一份通告,告诉人们外汇兑换券不会贬值。于是不到一天,问题就解决了。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们的疏忽所导致的。
  另一个问题也是由于要实施重大改革措施所引起的。在落实税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将推行全世界普遍采用的增值税,但中国消费者对消费税这种概念不太习惯,也不太了解,以为推行税制改革,物价就要上涨。因为在中国,所有商品价格都含税,不像在贵国,物价是不含税的,因此,人们以为随着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实施,物价会飞涨。于是,他们立即涌向商店抢购家电产品。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做说服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还在电视上向人民群众做了解释,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抢购现象了。
  这些都是我们实施改革后在短期内遇到的问题。鉴于这一情况,我预料今后还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很可能会再次出现对某种商品的抢购现象。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出现,我们正在组织专家编写关于我们已经出台或将要出台的改革措施的教材。这些教材的内容每天都将在电视台和电台播出,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改革措施。
  你刚才问我对改革的前途怎么看。我估计,如果今年不发生重大问题,我就要谢天谢地了。明年,我们将确保人民对改革措施更加熟悉。这样,中国将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到那时,中央财政的状况将大大改善,地方财政将有能力量入为出。此外,银行业也能够正常运转。国家的经济运行将有正确的调控机制来控制和调节,防止经济总体发展过热,物价也将保持稳定。我们对改革措施取得成功充满信心。事实上,我们也承受不起失败的后果。
  当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为恢复金融秩序、控制投资规模过大而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只是暂时的,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我们解决经济过热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改革措施,今年已经基本上开始启动了。
  我知道有外国媒体称,我们从去年10月开始改变货币供给控制政策,放弃了宏观调控措施。甚至有报道称,我个人是迫于压力才这么做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真正了解中国实情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过去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积累了经验。我们深知,对中国人来说,我们需要一个“软着陆”,需要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我们需要的是经济增长率逐步减缓的“软着陆”,如果大幅度降低经济增长率,我们将以社会稳定为代价。一旦社会稳定遭到破坏,我们就无法启动改革措施。
  去年8月到10月,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主持召开了8次会议。这些会议集中讨论了宏观调控措施实施的程度及货币投放量控制的程度。我一直密切关注所有进展,比如我们发行了多少货币。通过这种办法和我们的努力,我们基本上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缓慢减速,没有发生经济增长率的急剧下跌,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价格波动。
                  第24节: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3)
  事实上,在我们实施这些措施的时候,除了一些房地产项目之外,国家建设项目并没有停止,也没有大量工人下岗。人民群众对这些措施还是相当满意的,而通过这些措施,我们也成功减少了货币投放量。较之以往,目前的货币投放量已大幅下降。我提供几个数据,便能说明问题:1991年,我们一共投放了590亿元人民币;而1992年的货币投放量为1200亿元,较上年翻了一番。这预示着潜在的危险,说明经济有可能过热。到1993年,前6个月的货币投放增长量甚至超过了550亿元,因此,危险已相当明显。如果上半年的这种趋势延续下去,1993年全年的货币投放量将超过2000亿元,较1992年再翻一番。然而,截至1993年年底,通过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我们的货币投放量仅为1500亿元,与上年相比,只增长了25%。因此,我们成功避免了经济过热的危险。尽管去年1500亿元的货币投放量与前年1200亿元的投放量相比仅增长25%,但25%也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投放的货币中银行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事实。去年,存款准备金率是5%,而今年增加到13%。今年上半年,我们打算收回央行对商业银行的部分再贷款,这将有助于我们紧缩银根,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
  去年11月,一度出现了食品、粮食价格上涨,也带动了其他一些商品的价格上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尽管市场上有充足的食品、粮食供应,我们也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但农民以及食品、粮食购销部门从心理上指望粮食价格上涨。事实上,这种现象不该发生。去年12月,我在全国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供应会议上的讲话一公布,食品、粮食价格就立即降下来了。
  一位香港经济学家昨天说,朱镕基副总理一贯支持价格自由化,主张改革;这次却在食品、粮食价格问题上采取了退缩的措施,限制食品价格上涨。我的话如果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食品、粮食价格怎么会立即下降呢?就食品、粮食价格而言,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食品、粮食供求没有失衡。真实的情况是粮食供大于求,不应该出现粮食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其实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我提出限制价格上涨之后,价格就立即降下来了。如果我的话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就不可能那么有效,可见它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全面落实改革措施,同时要确保人们对改革措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确保在落实改革措施的过程中不出现大的波动。通过努力,我们将防止经济再度过热,确保不会出现价格大幅度上涨,经济发展速度或者说增长率不会那么低。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对我们来说就是成功;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此充满信心。
  记者:你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将怎样给经济降温?现在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是13%,而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在7%到8%这个区间。你能否具体谈谈你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达成改革共识。之前你提到,当前开展的很多改革,正给中国的体制带来巨大的改变。很多报道都称,在推动税制改革的过程中,你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你甚至不得不亲自到各地去说服他们。那么,你将采取哪些切实的措施来推行这些改革?你将采用什么办法敦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落实这些改革措施?你是否打算在各地都分别建立起国家、地方税务局,然后雇用10万人从事这项工作?
  朱镕基:今年政府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提出的目标是9%到10%,去年是13%。如果我们在今年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会感到相当满意。想要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7%不太可能,因为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我之前指出的大幅度波动,并由此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遏制经济过快增长的主要方法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的过快增长。要控制投资扩张,我们需要应对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在房地产行业,我们要特别控制高端房地产市场。去年,我们就对此问题采取了措施,所以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部分市场的降温。另一个需要我们采取调控措施的地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扩大。全国各地都希望迅速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希望建设新公路、新机场、深水码头等。实际上,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建设超出了国家经济实力。要控制这种趋势,我们的办法是紧缩银根。我们要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通过银行系统来有效地对此进行管理。
                  第25节: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4)
  去年,我们就对恢复银行业秩序出台了一些措施。对银行业的改革我们还将深入下去,我相信中国的银行体系能够控制投资规模和投资过度扩张。我希望通过这种做法,我们能把物价的增长幅度稳定在10%。虽然最终的数字有可能略高于10%,但我相信这个数字是公众可以接受的。
  关于财政和税制改革,去年我们的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完成,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他们都支持这项改革。我们现在正处于落实这些改革措施的阶段。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我预计财政和税制改革措施会得到顺利落实。但说在这方面没有障碍和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你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别人要抗拒,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我们采取的改革措施不是那么激烈,实际上还是非常温和的。当前我们从地方政府口袋里拿钱很少,以后会慢慢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认为从自己口袋里拿走的钱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同时自己又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他们会对此感到骄傲。
  我还有另一个足以说服地方政府的理由。去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超过35%,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下降了6.3%,中央财政赤字扩大。所以,我告诉地方政府,如果不设置国家、地方两个税务局,由这两个分开的税务局来分别征税,如果中央政府的收入得不到增加,那除了破产,中央政府就没别的路可走了。
  我们设置两个税务机构征收税款的做法是向美国借鉴的。我敢肯定在落实这种做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通过两个税务机构收税,能够提高和增强我们管理和征税的能力。
  记者:在中国有巨额的外来投资,你对此也表示鼓励。对目前在中国的外资水平及其在中国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你是否感到满意?外商投资是否同本地投资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
  朱镕基: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空前激增,达到110亿美元。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我们实行改革开放10年以来的外商投资水平。1992年前的10年,中国累计吸引外资220亿美元,而仅1992年一年,中国吸引的外资额就占到了之前10年我们吸引外资总额的一半。去年,我国大约吸引外资170亿到200亿美元。这也是一次较大的增长,是一个好现象。
  外资在促进中国繁荣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一直在改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会来到中国投资,特别是美国的投资者,他们在中国的投资非常活跃。
  我个人对外国在华投资现状感到相当满意。我们鼓励并且欢迎外国投资,但是,不应将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同时,中国也不应该因对外出口的扩大而受到责备。接受这次采访前,我会见了一个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格普哈特议员告诉我,他对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感到十分关切,称最惠国待遇只对中国有利。为此,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再次介绍有关情况。
  去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1957亿美元,其中出口900多亿美元,进口超过1000亿美元,进口比出口多120亿美元。去年中国的出口额是900多亿美元,其中450亿美元是中国的传统产品,比如原材料、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出口。另一半出口则归功于外资企业,因为许多外国企业已在中国建厂,其产品亦用于出口。美资企业在这方面占了很大比重。
  这些外资企业使用进口材料和零配件,在中国完成出口商品的生产,所以还应从外资企业创造的那450亿美元出口额中,扣除进口材料和零配件成本约400亿美元。换句话说,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加工所创造的附加值只有50亿到6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成为外国企业家和商人的利润所得,仅有10亿到20亿美元作为工资支付给中国工人和职员。实际上,在华外资企业创造的这450亿美元出口额中,中国的美元收入只占很小的份额。
                  第26节: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5)
  当然,外国企业通过在华投资,为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不过,外国企业此举并未在其国内或是在美国造成失业,因为这些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是销往世界各地的,包括美国市场。
  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都比较低,所以最终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外国投资者因而能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这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也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同时,这也有利于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减少美国的工作岗位。如果没有外国资本在华投资生产的这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美国会有更多公司和工厂要关门。认为取消最惠国待遇只会对中国造成极坏影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我想,如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受害最大的将是美国民众、美国消费者。因此,我真心希望中美贸易关系继续发展,不要大起大落。
  记者: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曾在西雅图亲切会晤,对保持美中良好关系充满诸多期待。但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对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及所谓的“人权”问题是否取得进展一直喋喋不休,就是在最近,又将焦点转移至纺织业。你是否认为美中关系前景堪忧,还是你觉得很容易驾驭上述问题?
  朱镕基: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西雅图会晤,迎来了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西雅图会晤以来,双边高层互访不断增多,将来,两国关系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对此我持乐观态度。
  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我们确信中国的人权状况会继续得到改善。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取得更多进步。但是,人权问题不应同最惠国待遇问题联系起来,因为它们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
  最近,美方决定将进口中国纺织品配额削减25到30个百分点。对中国这样一个纺织品出口大国而言,这将是一个沉重打击。今天,中美双方将继续就此问题进行谈判。我希望谈判能取得好结果。我想,我们最终是能够找到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办法的。
  我们也承认确实存在一些非法的转口贸易活动,但有些活动不是中国能够控制的。所以,我们希望中美双方能相互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情况,以达成共识。
  记者:你认为最惠国待遇问题也能解决吗?
  朱镕基:我一直很乐观。我确信双方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进而达成协议,否则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利。
  今天,我会见了很多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的观点和我的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增进了相互了解。他们很坦诚地向我谈他们的观点,我也很坦诚地向他们谈了我的观点。我希望你的报道同样也能增进美国国会对中国的了解。
  在实施分税制时,我们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在银行业改革方面,我们邀请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在内的很多外国专家帮助我们起草《中国人民银行法》。我们主要吸收了三方面的经验:第一是美国的经验,第二是日本的经验,第三是欧洲的经验。我们主要借鉴的是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我们认为美国经验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不过我们也考虑了日本的经验。日本也是一个东方国家,特别是在财政投资和融资方面的经验对我们是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简单地照搬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试拿日本举例,日本的财政部负责财政和银行业,而我们有一个财政部和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这与美国的做法类似。
  记者:如果中国想有一个独立的央行,那么能有一位副总理主管吗?
  朱镕基:不管我是不是央行的行长,财政和银行业的责任交给了我。在实施银行业改革时,我邀请了外国的银行家和专家来讨论。讨论过程中,各国的银行家都试图说服我相信他们自己国家的央行是最独立的。因此对我来说,很难判断哪一个国家的央行最具独立性。中国的情况是,无论央行再怎么独立,它都不能独立于国务院之外。中国央行的独立性是指它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国务院的其他部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我是不是行长,中国央行的独立性都会得到保证。
  关于外国银行是否应该被允许在中国从事人民币业务的问题,我们已有过多次考虑和研究,我也邀请了外国的银行家向我提建议。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当前的节骨眼儿上,我们需要慎重对待此事。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各家银行还远不是商业银行,实际上在中国还没有名副其实的商业银行。所以,在这个时候让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开展人民币业务,将导致不公平竞争。然而,最终我们会考虑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开展人民币业务,但眼下我们能做的只是允许试验。换句话说,当前我们所做的只是挑选一两家外国银行或少量外国银行在这方面进行试验,然后逐渐地展开,当中国的银行真正成为商业银行时,我们再让外国银行进入中国。
  记者: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真正现代的金融体制?
  朱镕基:这是一道测验题。可能3、4、5年吧。
  记者:你已经在时间上对我很慷慨了,那么让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职位赋予你协助引导改革的使命,这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你对你的职位所带来的机遇有何感受?这是打造中国的未来,也是更大意义上的推动世界经济在今后多年快速发展的机遇。
  朱镕基:在国务院里,我是李鹏总理的第一副手;在中国共产党内,我是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但对于制定决策、设计改革方案以及落实改革措施,这一切都要由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国务院来决定。当然,由于我一直以来把几乎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国家的经济工作中,我的观点大概能对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以及国务院有影响,但没有一项决定是由我个人作出的。
  上一次,《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我,她在文章中把我描绘成一位“经济沙皇”。实际上,我不喜欢“沙皇”这个词。
  记者:那你如何描述你自己呢?
  朱镕基:我会说,我只是相对而言比较熟悉中国的经济工作。我参与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经济领域制定决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重大失误。此外,我对我们改革的前景十分乐观。我的职务叫“副总理”。
                  第27节: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记者莱雷尔采访<br /
  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
  记者莱雷尔采访
  (1999年4月9日)
  莱雷尔:欢迎你,朱总理。
  朱镕基:谢谢。很高兴和你会见。1990年我作为上海市长访美的时候,曾接受“新闻一小时”节目的主持人麦克尼尔的采访。很高兴9年之后又回来接受你的采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知道你们这个节目收视率很高,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转达我对美国人民的问候。
  我到你们的国家这几天以来,到处看到美国人民对我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这里的新老朋友对我表现出很大的支持。通过这些,我感到中美关系有着光明的前景,因此我很高兴有机会接受这个节目的采访。
  莱雷尔:非常感谢你。中国对北约轰炸科索沃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你们为什么反对?
  朱镕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江泽民主席已经反复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即我们反对在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这是对他们内政的干涉。我们强烈地感到,只有回到政治谈判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因为只有政治谈判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更多的人死亡和受到重大损失,不管是哪方面的人。
  莱雷尔:中国支持米洛舍维奇总统和南斯拉夫政府的行动吗?
  朱镕基:我们的声明完全没有触及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在评论这次行动。
  莱雷尔:几天前,《华尔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与美国和其他北约民主国家相比,中国共产党政府与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统治有更多的共同点。这种说法对不对?
  朱镕基:首先,把中国政府称为共产党政府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们是从是否正确和从国际标准来看这个问题。
  莱雷尔:总理先生,如你所知,对于北约来说,当地发生了种族清洗和屠杀无辜平民,这实际上就是开始轰炸的理由。你相信那些来自科索沃的报道吗?
                  第28节: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记者莱雷尔采访<br /
  朱镕基:我还没有读到这些报道,但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知道当发生种族纠纷时往往是很野蛮、很残酷的。我们有处理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经验,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团结的大局出发,各民族通过友好、平等协商解决问题。任何一方使用武力都不可能解决问题。
  莱雷尔:具体就这个问题来说,你是否认为北约和美国使用武力毫无道理?
  朱镕基:我不知道你们的根据是什么,但我们认为,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是不正确的,而民族纠纷属于内政范畴。
  莱雷尔:所以,当这种事情发生时,全世界都无权管吗?
  朱镕基:我并不了解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莱雷尔:如果有传闻和至少已有证据显示无辜平民被赶离家园、被屠杀,虽然这不过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种族冲突,难道这个世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通过诸如联合国、北约等各种组织进行军事干预吗?
  朱镕基:我看到两种报道,一种报道说在这场种族纠纷中双方都使用了武力,另一种报道说是南斯拉夫的军队在对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采取行动,但我无法说哪种报道更真实。奥尔布赖特国务卿说,她会给我一些有关的材料,我现在还没收到。因此,我没有作出判断的依据。
  莱雷尔:但是现在美国人民正在努力处理这个问题,世界其他国家也在考虑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问题上应扮演怎样的适当角色。你对美国人民和领导人有什么建议,比如说在这个新世界上应如何使用武力?
  朱镕基:基于历史经验,我仍然认为武力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这里被认为是欧洲的“火药桶”。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政治谈判才能达成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也认为,这对南斯拉夫人民、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反对种族清洗,也反对种族纠纷以及两个民族之间的武装纠纷,只有谈判才是出路。
  莱雷尔:因此,把中国的立场理解为支持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反对北约,这是错误的。这种说法对不对?
  朱镕基:我们只是就事论事。
  莱雷尔:你昨天说中美未能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是由于美国国内存在反华的政治气氛。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气氛的产生?
  朱镕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认为,你比我处于更好的位置来看是什么原因使美国产生反华情绪。因为实际上讨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我们双边贸易谈判,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一项协议,几乎要签字了。但由于当前的政治气氛,我的理解是克林顿总统感到不是完成谈判的时机。我们还在尽最大努力,我们希望至少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
  莱雷尔:是有一些政治气氛问题,诸如人权问题。你感觉到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其他人对中国人权政策的批评占据了这里全部的政治舞台,共和党、民主党,保守派、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都用一个声音说话。你以前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你能理解这种状况吗?
  朱镕基:我完全感觉得到。我认为,应该承认中国在处理人权问题上还有很多缺点;但同时我也认为,你们也要承认,我们在人权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享有着前所未有的人权。我认为,问题是你们没有看到中国人权状况日益改善的事实,由于一些对中国不怎么了解的人勾勒出一幅中国人权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的图画,你们被误导了。
  莱雷尔:但是有具体事件显示,中国公民因为试图组织政党,因为用因特网表达对政府的反对,或试图进行宗教活动而被逮捕。而且,那些事件在美国这里被非常详细地报道,你对此是否了解?
  朱镕基:我当然了解这个情况,但我认为这些事件被极大地夸大了。昨天,我会见了4位美国宗教领袖,我们谈到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他们向我指出,天主教和一些基督教派在中国发展了一两个世纪,然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有80万教徒,而现在增加到了1000万教徒。中国近20年来共印刷了《圣经》2000万本。如果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切又怎么可能发生呢?
                  第29节: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记者莱雷尔采访<br /
  莱雷尔:你被问到这个问题和被美国人批评时,你会生气吗?
  朱镕基:我的工作是到美国来向美国人民讲解中国的情况,使他们去掉胸中的反华情绪,因此,我对人们向我提出的任何问题都不感到生气。真正使我感到关切的是,由于时间太短,我不可能讲清真实的和全面的情况。
  莱雷尔:谈到理解,你能理解为什么这类问题对很多美国人非常重要吗?
  朱镕基:我认为这种关切是好事。我昨天说,美国人民是热爱自由的人民,他们很开放、向前看、充满活力。我认为他们关心中国是好事。不幸的是很少有人真正听到我们的声音。我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直接向美国人民讲话,但不知道我做得好不好。
  莱雷尔:关于另外与美中之间政治气氛有关的问题,也就是有关核技术间谍的传闻、非法向民主党竞选提供捐款等问题。昨天,你告诉克林顿总统,中国将在这些调查中提供合作。这是否表明,你将允许美国调查人员询问中国政府成员?
  朱镕基:那么,我需要提一个问题。现在美国有许多问题涉及中国,美国会允许中国调查人员到美国询问证人吗?
  莱雷尔:显然,这个问题要由其他人来回答。
  朱镕基:如果他们对我们说“可以”,我们也会说“可以”。如果他们对我们说“不”,我们也会说“不”。
  莱雷尔:因此,你会允许调查那些为你工作的人。因为你昨天说过对此一无所知,但你将帮助美国确定中国政府内是否有人实际做了这些事情。
  朱镕基:当然了,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想彻底查清事实。但为了决定如何进行调查,我们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政治讨论。
  莱雷尔:这些问题对你重要吗?尤其在政治方面,它们对你会像对许多美国人一样重要吗?
  朱镕基:如你想问我的真实想法,我说这不算个大问题。
  莱雷尔:你能理解为什么在这里这是件大事情吗?
  朱镕基:正如我刚才所说的,美国人在许多问题上对中国不满,但你知道,人们在不高兴的时候对许多事情经常考虑得不会那么周到。
  莱雷尔:你说许多美国人对中国不满。中国人对美国人也有不满吗?你愿意举例谈一谈吗?
  朱镕基:可能我们对美国不满的事情更多,尤其是由于科索沃问题,很多中国人反对我来美国。
  莱雷尔:他们认为如果你来了的话,这将被看成是对美国政策的一种支持吗?
  朱镕基:是的。
  莱雷尔:你是怎么说的?你为什么不管怎样还是决定来了?
  朱镕基:我告诉他们,我应该如期访美。
  莱雷尔:你与克林顿总统谈科索沃问题了吗?
  朱镕基:在我会见克林顿总统前,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到这栋楼来,与我就这一问题谈了一个多小时。
  莱雷尔:她想知道你的想法,还是想让你知道她的想法?
  朱镕基:她要我说,我同意她做的是对的。
  莱雷尔:你说了吗?
  朱镕基:没有。我对她说,请拿出材料来。她还没有给我有关材料。
  莱雷尔:我懂了,我懂了。就像你刚才对我表明的一样,你向她表明过为什么中国在科索沃问题上采取这种立场,为什么中国反对北约现在的行动吗?
  朱镕基:江泽民主席已就这个问题讲了4次,他讲的内容与我刚才讲的一样。
  莱雷尔:你回去见到江主席时,是否会转达关于在科索沃发生的情况的信息?通过这次访问,是否会重新考虑中国的立场?
  朱镕基:如果能向我提供文件,证明存在民族屠杀,我当然要带给江主席看。但不管有无民族屠杀,我认为用外来军事行动干涉一国内政以试图解决问题是错误的办法。
  莱雷尔:讲得泛一些,如何帮助美国人民理解中国要与美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是朋友吗?我们应该是盟国吗?我们应该是竞争者吗?中国愿意与美国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
  朱镕基:至于中美两国寻求建立的是哪种关系,我认为在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互访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莱雷尔:但是如你所知,很多美国人相信有些东西使美国对中国感到害怕。你对他们有什么话要说?
  朱镕基:我要告诉他们,你们怕什么?克林顿总统说美国有6000多个核弹头,中国有20或30个。实际上,我真的不知道中国有多少核弹头,但我想克林顿总统对这个数字可能会比我更清楚。所以,我问你们怕什么?中国不可能构成威胁。如果你们担心中国在经济上是个竞争者,我说你们的经济总量是我们的10倍,你们的人均收入比我们的人均收入多不止10倍,需要很长很长时间,中国才能成为相对的经济大国。此外,就算中国将来成为经济大国,中国越强大对美国的市场就越大,为什么美国要怕呢?你们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我讲到美国人民热爱自由,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我们一直是侵略的受害者,中国人民没有侵略他国的历史。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认为我是说美国人民不热爱和平或中国人民不热爱自由。我只是想强调某些事情。
  莱雷尔:因此,美中之间的问题是暂时的、不严重的,而且不会恶化,对吗?你抵达美国时曾称这是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你现在对美中关系如何下定义?
  朱镕基:目前在美国确实存在反华逆流,对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说的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构成了严重障碍,不仅仅是障碍,也存在使这种关系倒退的危险。因此,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在历史长河中,你会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障碍,在众多事物发展过程中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当我们抵达洛杉矶时,下着瓢泼大雨,但到华盛顿时,却是阳光灿烂。我认为和这场风雨一样,这些问题也是会过去的。
  莱雷尔:非常感谢你。
  朱镕基:谢谢你。
                  第30节: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伍德拉夫采访(1)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记者伍德拉夫采访
  (1999年4月13日)
  伍德拉夫:朱总理,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你访问美国之前,你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但脾气不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次就世贸组织问题没有达成协议,你现在是不是想发脾气?
  朱镕基:我在美国不但没有发脾气,而且还始终保持着笑脸。我不认为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会谈是不成功的。克林顿总统和我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美国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在1999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认为我们的工作现在处于最后阶段,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达成协议。
  伍德拉夫:你是否怀疑今年年底之前可以达成协议?
  朱镕基:根据我从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方面得到的消息,他们说可能还要两到三个月才能达成协议。当然,我希望最好能在两周内完成。
  伍德拉夫:在过去几天里,你说克林顿总统缺乏勇气,认为他屈服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是不是你认为总统比你想象的在政治上更软弱?
  朱镕基:我想,这不是一个有没有勇气的问题,而是一个对机会的判断问题,反映了他对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估价。我认为他还是应该下决心,在考虑国会意见和国内舆论后作出决断。我认为他会作出正确的决定。这次访美——我已去了包括纽约在内的5个城市,明天还要去波士顿——我有机会接触到美国各界的许多人士,其中有国会议员、工商界人士和新闻界的朋友。我发现我接触的人对中国都很友好,我想这预示着中美关系要继续不断发展。我觉得,我们见到的人都会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今天下午两点,克林顿总统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我的这个感觉,他说他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我想,我们不用很久就会达成协议。
  伍德拉夫:在这个问题上,克林顿总统谈到同中国保持接触的重要性。你是否认为两国保持接触是重要的?
  朱镕基:你说的“接触”,我们称之为中美“友好合作关系”。我认为,同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是贵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一贯政策。自从尼克松总统第一个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以后,这个政策在美国就受到了两党一致的支持。尼克松是共和党人。在民主党人的卡特总统任期内,我们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后来,同为共和党人的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继续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现在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和我们的江主席已宣布,两国要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第31节: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伍德拉夫采访(2)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这一政策一直受到两党共同的支持。我感到,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不仅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从中方来说,如果我们回头看,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先生和现在的江泽民主席,三代领导人都支持这一政策。
  所以,我认为你们所说的“接触”是正确的途径;所谓的“遏制”,甚至某些人所称的“软遏制”,是错误的途径。
  伍德拉夫: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同时,大家也都知道,美中在具体问题上会有分歧。这些具体问题之一当然是人权。克林顿总统和其他一些人已谈到这一点。就在最近,你们的政府逮捕了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想成立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总理先生,你认为当经济上更强大以后,中国能否容忍更多的不同政见?
  朱镕基:就人权来说,常常是中美双方在有共同的概念的同时,在如何实施上有分歧,因为归根结底,各国的情况不同;而且我认为,中国正在不断地改善人权状况。但同时,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我们必须继续在这个方面改进。所以,我们愿意听取外国朋友的意见。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有着2000年传统观念的负担,这影响着我们人民的思想。而且,我们人民的教育水平是不能同美国相比的。
  近来,中国全国人大修改了我们的宪法,增加了一项修正案,要依法治国。这表明中国想建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但这不是容易办成的事情。我们缺少大量合格的人才。目前,我们非常缺乏法官和律师。你们美国有这么多律师,我们却很少。
  伍德拉夫:我们派一些人给你们。
  朱镕基:我们正在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但这需要时间,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培养出来。所以,当你们表示对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关切时,要知道,在希望改善人权状况方面,我们比你们要着急得多。经济改革肯定要带来政治改革,你应该看到我们已经在进行一些政治改革了,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宪法修正案,它正指导我们依法治国。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这说明,这些权利是被考虑过的。当然,一个大前提是,不能做任何损害公共财物和公共利益的事情。我们将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承认,我们在人权领域有不足;但同时我们也要说,中国人民正在享受历史上最好的人权。
  伍德拉夫:在美国,很多人承认这一点;事实上,美国政府也承认这一点。有个问题是关于你自己的经历。你曾两次被下放,我知道你在养猪场干了很多年,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你的经历是否告诉你,中国不怕不同政见?
  朱镕基:我不认为我个人经历的细节值得在这里讨论,我不想在这里谈论这个枝节问题。但我认为,如果你注意观察,你会发现,我们的领导人都有类似的个人经历。我们年轻时都为民主而斗争,为我们国家的自由、独立和解放而斗争。不可想象,我们这些毕生为改善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而斗争的人会去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问题是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我们只能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
  伍德拉夫:你曾说过不想访问美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出现有关中国偷窃美国最先进的核弹头设计及中子弹秘密的报道。但是,贵国的国家安全部长直接受你领导,如果确有此事,你难道不知道,或未听说过吗?
  朱镕基:正如我以前所说,我的确不愿意现在来美国访问。是现在不来,并非永远不来。我只是感到这次访问如果晚些时候进行,可能会更好些,原因是我担心目前的气氛不太好,很多问题上存在反华情绪,而且这种情绪相当普遍。这与具体的间谍案无关。我认为,间谍案是美国国内的一个问题。
  我在华盛顿已经说过,我从未听说过此事。我不相信中国会通过间谍手段获取美国的军事机密。来美国之前,我就这件事问过江泽民主席。他亲口告诉我,他不知此事。江主席和我又去询问军方有关领导人,他们也说不知道此事;我也问过我们的国家安全部长,他的回答也是“不知道”。如果你们要调查,我们愿意协助。
                  第32节: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伍德拉夫采访(3)
  伍德拉夫:如果此事确实发生过,美国今后坚持在对华涉及安全性的高技术转让方面采取一些核查措施,这样做对吗?
  朱镕基:我认为,目前美国对华出口限制,已经过于严格了,很多算不上所谓“高技术”的产品,也不许向中国出口。你知道,我们需要计算机用于天气预报,但是连这类计算机美国也不出口给我们。我感到,这是中美间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伍德拉夫:友好国家之间进行间谍活动是合适的吗?
  朱镕基:对我来说,你提的像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间谍案。
  伍德拉夫:我想知道你的看法,你认为这是适当的吗?
  朱镕基:我不知道有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
  伍德拉夫:我想问你几个敏感领域的问题。一个是有关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美国已同日本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一种猜测说,如果部署这一系统,台湾有可能应邀加入。如果这样,贵国将会做些什么?
  朱镕基:我们认为,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违背了有关导弹的国际协定,不利于军备控制。搞不搞TMD是你们的事情,但如果你们把中国台湾地区纳入TMD,中国的立场将是坚决反对,因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也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伍德拉夫:你能说说中国将做些什么吗?
  朱镕基: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将反对,希望美国人能够考虑我们的意见。
  伍德拉夫:美中之间的另一个问题是非法捐款问题。你或是其他人是否问过中国军队情报部门首脑姬将军,他是否给了钟约翰一些钱,转给美国民主党?
  朱镕基:我已经说过,如果我们认为捐款有效而搞竞选捐款,我们肯定不会愚蠢到只捐区区30万美元。我不认识你所提到的姬将军,我从未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否做过此事,或者他做此事的意图。但我的确答应过克林顿总统,我们愿同美国一道调查此事。我还要补充一句,此事我也问过江主席,他说他也不知道此事。
  伍德拉夫:关于科索沃问题。贵国政府反对北约空袭的立场非常清楚。贵国政府支持米洛舍维奇政府吗?
  朱镕基:我们的立场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建立在国际法准则基础上。我们反对的,是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和主权进行干涉,而民族争端属于内部事务。我们完全不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待这件事,也不是把自己同某个个人联系在一起,我们采取这样的立场更不是出于私利。
  正如你们现在看到的,军事干预已经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和经济损失,这也包括3个被抓起来的美国人。我们对此深感关切。
  巴尔干地区是欧洲的“火药桶”,巴尔干地区发生战火非常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停止这种干预,重新开始政治谈判,因为只有政治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出路。这对全世界人民有利,对美国人民、南斯拉夫人民和科索沃人民都有利。
  伍德拉夫:你刚才说,不管出现什么种族暴行都应该政治解决。我想问清楚,你是否说,不管发生什么种族暴行,不管死了多少人,它仍然是一国的内部事务,别人不得卷入吗?
  朱镕基: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屠杀,不管是谁干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许多种族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冲突中发生的相互残杀特别残酷。但是,解决的办法是,有关国家的政府把不同的种族叫到一起,坐下来,在平等和友好的基础上谈判。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只会增加伤亡,解决不了问题。
  伍德拉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
  朱镕基:我们不想看到更多的人失去生命。
  伍德拉夫:提个关于贵国的问题。你希望中国发展成什么样子?你认为40年、50年、60年之后,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会有些民主吗?你看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会如何发展?
  朱镕基:我认为,再过四五十年甚至60年以后,中国将会发展起来。但即便在那时,中国也不会超过美国,更不可能对美国构成什么威胁。中国只会成为美国的朋友,很可能是美国的大市场。
                  第33节: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伍德拉夫采访(4)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继续下去,但我们仍将保持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体制将继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使我们避免经济危机。当然,美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你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
  伍德拉夫:永远是社会主义?
  朱镕基:永远是,但我说的社会主义带有中国特色。
  伍德拉夫:不久就是北京民主示威10周年了。你在离京前夕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这些事情,我们都不希望它们再发生。”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朱镕基:你说的是1989年“六四”事件吧。在中国,我们对此已经作出了非常明确的结论。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改变这个结论。但是我确信,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方面的经验。
  伍德拉夫:你认为不会再发生的事情指的是民主示威呢,还是政府处理的手段?
  朱镕基:因为我们相信,中国现在有了足够的民主,所以我们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伍德拉夫:中国对民主有什么害怕的吗?
  朱镕基:我为民主奋斗了一辈子,因此,我觉得民主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要民主,我们也要法制,所以,在要求民主时不能违法。民主与法制应该同时发展。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是因为他们要民主,不要法制。当然,我现在还不能说他们要的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或者他们要的是什么形式的民主。
  伍德拉夫:最后,朱总理,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将带给世界人民什么样的信息?或者是帮助人们了解他们所不了解的中国的哪些地方?你愿意让美国人民、欧洲人民、非洲人民或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了解中国什么?
  朱镕基:我认为在美国当前出现的反华情绪中,调门最高的、最不了解中国的,经常是那些从未去过中国的人。所以我想,推动和改善中美关系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中美间进行更多的来往和访问,让人民之间更好地交流。这次访美期间,我有机会会见各行各业的美国人民包括美国普通老百姓,我发现,他们都对中国表达了友好的感情。在一些问题上,包括国会议员提出的人权和西藏问题,他们听了我的解释后,也表示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更好地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之间的了解,中美两国关系就一定会得到改善。
  伍德拉夫:朱总理,我们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非常感谢你,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朱镕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借此机会通过CNN讲几句话:这次访问中,克林顿总统和美国政府给予我们热情款待,也给我们机会,使此次访问成为一次非常有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访问。我们访问了你们6个大城市,与各界许多人士会面。通过此次访问,我们深深感受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强烈的友好感情。因此,我借此机会向克林顿总统、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也感谢你。
  伍德拉夫:我还没有问你此次访问中你最喜欢哪个城市,以免在它们之间引起竞争。
  朱镕基:我喜欢所有的城市。
  伍德拉夫:你说话很像一位外交家。谢谢。
  朱镕基:谢谢。
                  第34节:接受日本记者代表联合采访(1)
  接受日本记者代表联合采访
  (2000年10月8日)
  森保裕(共同社记者):今天承蒙总理在访日前紧张的日程中挤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代表日本媒体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中方的调查船等事件,最近的日中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请问总理对日中关系的基本认识是什么?此次是你出任总理后的第一次访日,你最想对日本国民说些什么?
  朱镕基:当前的中日关系总体上是好的,是朝着友好合作的方向发展的。当然,我们之间也有些问题,如军舰的问题、海洋调查船的事情等。在我们看来,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我们对此事在日本引起那么大的情绪感到惊奇。所以我上一次讲过,这确实是关系我们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问题。如果不了解、不信任,那么,一些小问题也会变成大问题。比如说海洋调查船问题,本来中日两国间的专属经济区就没有完成划界,是有争议的地区,那么,我们的调查船有时候到敏感地区去进行海洋调查,这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但你们认为是大问题。所以,最近我们提出,如果你们感到非常敏感,那我们就少到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去。如果要去的话,我们建议建立事先通报制度。在8月底前后,中日两国外交部门就这个问题谈得不错。但9月5日又有一艘海洋调查船去了敏感的地方,这艘船出去并不是我们有意的,我们高层领导谁也不知道,主管部门——国家海洋局也不知道。这艘船以前去搞调查的时候放了浮标,现在需要收回,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在谈判建立事先通报制度。这件事情是一种巧合,但也引起你们方面非常大的反感。因此,我就更加感到确实需要相互了解、相互信任。我想,在我们建立了相互通报制度以后会好得多。但是我认为,也不见得这样的事今后一件也不发生,因为我们双方对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有不同意见,总是可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就需要相互信赖、相互理解,不要把小事情变成大事情。对有争议的海域或者领土,我们历来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是有利于中日两国及两国人民利益的。至于我们的军舰在比较靠近日本的公海或者国际海域航行这件事情,你们也是看得很重,但是我可以讲,这件事情连江主席也不知道,我更不知道。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恶意,也无意去冒犯我们的邻国,不过如果你们看得那么重,那我们以后可以少去。
  我很高兴马上就有机会访问贵国,能够当面向贵国的政要和人民做一些解释,来增进相互的信任,共同维护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个大局。这次到日本去,我的任务是,根据目前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政治上要增信释疑,增进相互信任,解释我们之间的怀疑,在经济上推进合作。那么,我要对日本人民说什么呢?我想说,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有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关系,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应该而且必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森保裕:关于调查船的相互通报制度什么时候可以建立?你访日前双方能够达成一致吗?
  朱镕基:据我所知,中日双方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至于用一个什么形式把它定下来,那就要问主管——王毅,你回答他什么时候能够谈成?
  王毅:我们将尽快谈成。
  森保裕: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合作问题。据我们所知,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具体计划近日将出台,具体什么时间出台?有哪些具体内容?对日本有什么期待?
  朱镕基:中国的西部地区大开发,是一个战略任务,也是一个长期任务,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会通过对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建议对西部地区大开发将作出若干规定。西部地区大开发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个方面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好多的大项目,比方说“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都是很大的工程;第二个方面是生态环境的改善;第三个方面是科技、教育的大发展。这些方面都为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也为日本企业到中国来竞争提供了广阔的商机。目前,日本各界人士对中国西部大开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很多日本企业界人士到中国西部进行考察。9月上旬,我在新疆还会见了日中经济协会组织的各界人士特别是企业界人士视察团。我想,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一定会借这个机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森保裕:据说,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包括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生前曾有个愿望,就是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建设使用日本技术的京沪高速铁路,将这个项目作为日中友好的象征。这方面的进展情况如何?
  朱镕基:在中国的交通运输方面,铁路还是主要的产业。目前,中国的铁路普遍进行了提速的技术改造,把时速由原来不到100公里提到150或160公里。但是中国幅员广阔,一定要建高速铁路,不仅要建京沪高速铁路,而且还要有从北京到西藏的高速铁路。至于建什么样的高速铁路,我们一定要采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跟外国企业合作,包括日本。日本和法国都拥有成熟的轮轨式高速铁路的运行技术,德国和日本都在进行磁悬浮高速铁路的试验。我们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同时也要考虑技术的成熟程度,来比较、选择,经过比较来选择。我们决定在上海修建一条磁悬浮式的示范线路,就是为了便于进行比较。我这一次到日本去,也要亲自坐坐你们的新干线,我已经坐了不止一次了,恐怕有三四次了;同时,也要去参观你们的磁悬浮试验线路。我希望亲自来考察一下日本的高速铁路的技术。如果有可能的话,日本也可以在中国建一条试验线路,比方说在北京,假如你们有兴趣的话。总之,在没有决定技术、路线以前,大家都可以参加竞争,我们也欢迎日本来参加竞争。
  森保裕:如果日本在中国搞试验线路的话,你是希望搞新干线还是希望搞磁悬浮?
  朱镕基:那就要由中日双方来商量了。
  森保裕:最近围绕ODA的问题,日本国内有一些议论,就是到底有没有必要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继续提供高额的政府开发援助?
  朱镕基:关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日元贷款、赠款和技术合作,迄今为止20年了,已经承诺提供240多亿美元,达到了这么大一个数字。这些贷款或者赠款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对日本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过去我们宣传得不够,我们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最近,我们举行了中日经济合作20周年招待会、座谈会,日本执政三党的干事长都来参加了招待会,等一会儿我还要会见他们,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得到广泛的、正确的理解。但是也要看到,日元贷款ODA本身是有它的特殊历史背景的,是日本作为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标志而建立的,而且它不是只有利于中国一方,而是有利于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说,没有ODA,也就没有今天中日的经济合作,中国也不可能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如果有人利用这个事情作为一张牌对中国施加压力,我认为这是不讲道理的,是不了解中日两国的友好历史的。
                  第35节:接受日本记者代表联合采访(2)
  森保裕:关于历史认识问题,日中双方之间有过各种各样的摩擦和意见不一致,你认为应采取一个什么具体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朱镕基:关于对待历史问题,中国一贯的态度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从来不认为在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要由日本人民负责,我们从来不这样认为。不但是现在的日本人民不能对此负责,当时的日本人民也不能对此负责。同时,我们也认为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还是应该“以史为鉴”。这样才能够使中日两国彼此增加好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你问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改进这个状况。我认为从中国来讲,我们不会用历史来刺激日本人民;但是我觉得从日本来说,不应该让人民忘记这一段历史,因为反对军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是站在一起的。
  森保裕:与历史问题相联系的,有一个劳工问题。最近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都有一些当年被强制抓到日本的劳工对日本提出了诉讼,请谈谈你的想法。
  朱镕基: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日本政府应该对此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妥善解决。
  森保裕:请你谈谈,日中两国是否能够就朝鲜半岛局势在内的东亚地区安全保障问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朱镕基:朝鲜半岛的局势出现了重大转机,双方坐在一起谈了。双方首脑会晤以后,总的趋势是令人乐观的。中国很高兴看到这个形势的出现。我们欢迎这种缓和的趋势能够继续得到发展,甚至于朝鲜半岛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使整个朝鲜半岛和亚洲的形势能够缓和下来。这样,某些国家就没有什么借口要在这个地区扩军备战了。
  森保裕:你怎么看《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朱镕基:我想,《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本身是一种双边的安排,因此它的范围不应该超过双边的范围,也不应该针对第三国。部署TMD完全超过了自卫的需要,甚至也把中国台湾地区包括到TMD里去,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认为,在亚洲部署TMD不但违背了以前一切裁减军备的条约,而且势必会引起亚洲地区的军备竞赛,导致这一地区的不安定。现在克林顿表示要搁置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但是搁置并不表示不要搞了。我们仍然应该提高警惕,反对部署TMD。
  森保裕:日本的一部分企业因为一些中国的信托投资公司或者租赁企业不履行债务非常不满,由此影响了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的评价。你认为今后是否有必要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做一些改善?
  朱镕基:我国大多数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在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时成立的。经过后来的治理整顿,现在大部分是可以保留或是合并的。这些保留或者合并的公司应该依法承担和偿还它们的债务。少数资不抵债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已经没有能力完全偿还债务,就应该和它们的债权人共同协商来确定如何偿还债务。如果它们的减债要求得不到债权人的同意,它们就只有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以后向法院申请破产。中国的法院和中国政府将依法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清水美和( 《东京新闻》记者):日本国民对中国国内形势发展非常关心。江泽民主席最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请问朱总理对此怎么看?“三个代表”的思想在经济领域怎样得到运用?
  朱镕基:江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新发展,自从提出之后,受到全国各界广大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中国政府也一定会根据“三个代表”的要求,做好政府工作。
  中泽克二(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第十个五年计划中除了西部大开发项目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内容?
  朱镕基:第十个五年计划关键的问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如果不做这种调整,经济的发展就到头了。这种调整的范围很广泛,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调整,包括地区发展规划的调整,也包括科学技术的调整。就是说,中国的发展、产业的发展,要在高新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你稍微耐心地等待几天,我们开完这次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马上就会公布了。
  森保裕:有什么人事变动吗?曾庆红先生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吗?
  朱镕基:我的消息确实没有你灵通,我还不知道有什么人事变动。
  森保裕:谢谢。
                  第36节: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1)
  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
  协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
  (2000年9月21日)
  宫崎勇:今天你能拨冗接受采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你即将对日本的访问,将加深日中友好并为亚洲的和平作出很大贡献。日本国民都期待并欢迎你的来访。NHK希望通过对阁下的采访,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迎接阁下的到来。你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我们感到惶恐。我冒昧地向你提三个技术性的请求:第一,由于这个采访将向日本全国播出,希望你每次讲话尽量短一些;第二,本来我应该称你“朱镕基阁下”,但由于日本全体国民都将收看这个节目,为使这个节目显得不是那么生硬,请允许我称呼你“朱镕基总理”;第三,我们对你的采访是想表达普通日本国民对你来访的欢迎之心,所以我们将尽量避免提一些你来日本后会在官方场合谈论的话题,同时尽量避免提一些令你不愉快的或者不礼貌的问题,但万一在我们交谈过程中无意间出现了这些问题,请你原谅。
  朱镕基:我保证按你的三点要求去做。我可以保证,我回答问题比你刚才提问题的时间要短。我也绝对不会怪你们不讲礼貌,因为你是我的老朋友。这位女士呢,非常漂亮。我相信你们都很有礼貌。好,请你讲吧。
  宫崎勇:朱镕基先生在80年代曾经三次访日。90年代,你曾经作为副总理访问过一次日本。但是,每一次访问时间都很短,话题也仅限于经济领域。这次是你就任总理后的首次访日,而且时近21世纪,访问的时机非常好。同时,你将作为日本政府的贵宾在日本停留较长时间,所以我们都期待你的来访。现在,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朱镕基:我很高兴接受森喜朗首相的邀请,使我有机会访问日本,并和他进行会谈,也使我有机会去看望日本人民和我在日本的许多好朋友。我渴望和他们见面。当然,我也很高兴能够看看日本人民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并且看看我们能够借鉴到哪一些东西。在当前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关系总的趋势非常好的基础上,双方存在着一些误会或者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意见,我希望我这一次能够当面向日本人民和日本朋友们做一些解释的工作,即所谓增信释疑的工作,以加深我们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所以,我这一次访问日本的任务比过去几次都要重,因此我比过去紧张得多。
  国谷裕子:总理即将到访的日本正在积极进行改革。听说朱总理是中国的改革旗手,很好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在你就任总理以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你感到改革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朱镕基:我绝对不敢称自己是改革的旗手。这个旗手应该是邓小平先生,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在经济改革中所做的工作,是在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当然,开创经济改革新局面这个工作是很难的,我做的一些具体工作还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尽管我碰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在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总的来讲,改革的进行还是比较顺利的。
  宫崎勇:在日本,人们经常说总理大臣是孤独的。朱镕基先生,你在做工作时是否有时感到只有自己在辛苦地工作,也感到痛苦或孤独?
  朱镕基:我一点也不感到孤独,找我的人太多了。每天要看无数的人民来信,每天有无数的人打电话要来见我,我不能全看,也不能都见。我一年所批出去的文件包括人民来信接近一万件。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在我的办公室等着我一个一个地见他们。所以,我只有在我8小时睡眠的时候才感到是真正的孤独。
  宫崎勇:总理在1998年3月就任总理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做三件事,就是“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我们看了各种统计资料,认为这三件事都进行得比较顺利。我们经济学家总是多个心眼,有时觉得“能搞得那么好啊,真是那样的吗”?你认为今后的改革中会遇到哪些困难?
                  第37节: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2)
  朱镕基:当然困难很多。本届政府一成立就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经历了挫折,但是确实很快就得到了恢复。现在我的任期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半多了,我可以说,本届政府原来所提出的目标,已经可以保证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或者说现在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提出的目标看起来很高,但实际上我们都加了限制词,比方说国有企业,我是说在3年的时间里,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能够转亏为盈,或者说摆脱困境。这个任务,今年年底3年到期,保证一定能够完成,而且有些行业像纺织行业和一些基础设施的行业,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做到了。我并没有说使国有企业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机制,实现公有制的多种形式,或者说把国有企业股份化,以及建立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些都是不可能在3年的时间内完成的,而是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国谷裕子:朱总理,如果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你刚才称之为改革旗手的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在此,你觉得他会称赞你吗?
  朱镕基:按照他的性格,也许会批评我,认为我做得不够。
  国谷裕子:是吗?批评你做得还不够?
  朱镕基:Yes(是的)。
  国谷裕子:那是指改革的速度吗?还是指人们意识的转变还不够?
  朱镕基:我想,你对于邓小平先生的思想了解得很深刻。他要批评我的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两个方面。
  国谷裕子:是吗?是吗?
  朱镕基:他总是希望搞得快一点。
  国谷裕子:不过我想,推进改革会给许多人带来很多痛苦。很多人会失掉原有的地位,断了财源;还有很多人甚至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你是否担心这些人增加不满情绪,增加对现在体制的不满或者不愿意改革的情绪?
  朱镕基:当然,改革是一场人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极大的变革,所以不能不产生矛盾,也不可能不遇到阻力,有时候也会引起一些并不很了解前景的人的一些不满。比方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时候,中国曾经有1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或者说失业。这当然引起了社会不稳定,一直到现在,这些下岗职工也不可能完全都能就业,这仍然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又比方说,由于我们采取的农业政策的成功,中国人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粮食不是不够,而是超过了需求。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粮食价格不断下降,农民收入减少,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我们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困难。我们希望日本人民帮助我们一下,多吃一点中国的大米和多进口一点中国的玉米,帮助我们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好不好?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在江泽民主席的领导下,一个一个地解决了;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我相信也一定能够解决。
  宫崎勇:我提一个我想到的日本的问题。日本经受了很长时间的不景气,最近终于步入了复苏的轨道。今后日本必须进行各种真正的改革,与中国一样,要进行金融系统的改革、结构改革、财政改革等等。刚才朱镕基先生讲的经验,请你一定告诉给日本政府和经济界,鼓励一下日本。
  朱镕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经济今年已经走上了一条强劲复苏的道路,很有希望。其实,中国很多改革的做法,比方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日本的政策受到启发的。所以我想,与其说我去向你们介绍经验,不如说我去向你们学习经验。
  国谷裕子:你刚才说必须进一步加快改革,预计中国在今年或者明年早些时候实现加入WTO,你认为这会加快中国的改革吗?加入WTO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朱镕基:我们从来认为参加WTO有利也有弊,但是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可能使利大于弊。参加WTO以后,有利于中国增加出口或者促进中国的经济改革,有这个有利的一面;可是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还不能够完全适应国际竞争的环境,也可能有一些会倒闭,甚至造成我们经济上一定的困难。我们要努力克服这些困难,但是再困难也不会像有些人讲的那样:“中国一参加WTO,国有企业都会破产。”大概还不至于吧。
                  第38节: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3)
  宫崎勇:日本的贸易自由化开始于60年代,随后开始了资本的自由化。那时和现在的中国一样,有争论,认为实行贸易自由化会使日本的农业破产,或者使日本的中小企业全部倒闭。现在回过头看,虽然我们当时遇到了各种困难,但最终使市场扩大到了世界范围,得到了很多好处。所以,日本在世界上最先支持中国加入WTO。不过不能否认,中国加入WTO,扩大贸易范围后,日本经济也会受到一些负面影响。我们认为,虽然中国加入WTO对日中两国都各有利弊,但总的看,还是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们期待中国尽快加入WTO,以迎接新世纪。
  朱镕基:我完全同意宫崎勇先生的意见。中国加入WTO以后,对中国来说,是正面的影响大于负面的影响。对日本来说,也应该是正面的影响大于负面的影响。让我们共同努力。
  宫崎勇:我换一个话题,请问总理如何看21世纪?20世纪就要结束了,在20世纪,由于产业革命,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但各国的经济政策反而变得以本国为本位,或者走上了保护主义的道路,调整汇率搞倾销,搞殖民主义,最后导致了不幸的战争。21世纪必须避免这种事态。21世纪的中国,将加入WTO,进一步推进国家的统一,在国内将开发中西部地区。请问你如何看21世纪中国的态势及其对日中关系的影响?
  朱镕基:我想,无论是对中国也好,对日本也好,或者对世界也好,21世纪将会比20世纪更好,因为人类更加聪明了。
  国谷裕子:关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开始时朱总理讲了,两国关系基本上是良好的,不过目前也有一些龃龉。其一是中国的调查船或者是中国的舰艇在日本近海出现,中国的军费最近12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日本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在扩大,也有人感到中国是威胁。对日本国民的心情,担忧的心情,该作如何回答呢?
  朱镕基:中日两国的关系总的说来,是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总的趋势是好的。特别是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以后,取得了建立中日两国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样一个基调。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很好的。当然刚才也讲到,中日之间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由于双方互相没有完全了解,产生了一些误会,对一些敏感问题的感受不完全一样。比方说,你刚才提到的军舰问题或者海洋调查船问题,中国的高层领导并不了解。这完全是一种日常的业务活动,对日本人民毫无敌意,而且也不违反国际法。但是如果日本人民对此反应比较强烈,我们可以不要进行那么多活动,一定要进行活动的时候,事先相互通报一下,这不就可以避免误会、增加信任了嘛!日本方面有些举动也引起了中国人民感情上强烈的反应。比方说参拜靖国神社,你们也许认为这不违反宪法,但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甲级战犯,这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又比如说你们的教科书,最近据外电报道,里面都淡化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日战争的许多史实。当然这是你们自己的内政,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国谷裕子:这次你来日本,有什么话要向日本国民说?
  朱镕基:我这一次去,主要是想做一些中日两国之间增信释疑的工作。至少我不希望再增加误会,我希望有助于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从而达到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目的。当然,我是搞经济的,我也希望借此机会,能够推动中日两国之间经济贸易各个领域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想,这是有利于我们地区的和平与合作,也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合作的。
  宫崎勇:就要到时间了,我想换一个话题。对不起,这是关于你个人的一个问题,不知你能否回答?朱镕基先生的政治活动的能量从哪里来?你有没有可靠的保持健康的方法?
  朱镕基:你的年纪比我大5岁,但是你看起来比我年轻得多。我应该向你请教健身法,而不是你来向我请教健身法。希望到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能够像你就很好了,可惜恐怕做不到,没有你这么好。
                  第39节: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协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4)
  宫崎勇:对不起,总理的生日是10月23日,我是28日,不讲年份,还是我比你年轻。我所尊敬的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先生抽烟很凶,还喝咖啡,我担心他的身体。听施密特讲,他的主治医生无奈地对他说,你要保持健康就请抽烟吧,喝咖啡吧,工作吧!我对朱总理献身于工作深受感动,但是你的身体不只是你自己的,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请你多加保重!
  朱镕基:谢谢,谢谢你非常诚恳的谈话。
  国谷裕子:听说朱总理自幼失去了双亲,在1958年到1978年,即30岁到40岁期间被剥夺党籍,经历了非常坎坷的人生,过了50岁才顺利,直到今天。你是如何克服那种困难的?在你人生经验的基础上,现在你以什么样的信念带领中国前进?最后,你还有两年半的任期,作为总理,你准备留给人们何种记忆?
  朱镕基:我的经历非常平常,不值得一谈。是的,我经过差不多20年的挫折。但是我想,这种挫折对我也许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磨炼,我也许今天不可能当总理。我只有一点,就是从小以来不管受到什么磨炼,特别是我参加共产党以后,我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一直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今后还要继续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最后,我请你们转达我对森喜朗首相、我在日本的朋友和日本人民的亲切问候,我渴望跟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在日本见面。我也希望你们统计一下刚才讲话的时间,是你们两位讲得长还是我讲得长。如果我讲得长,你们放映的时候可以把我的话删掉一点,不能超过你们提问的时间。
  宫崎勇: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就想你讲得长一点。不过整个采访时间略长,我们想修正一下。我们同中方商量后再编辑一下。
  朱镕基:请你大胆地删,删得使日本人民能够更好地接受。
  国谷裕子:对总理有一个请求:如果你有座右铭的话,能否请你写一下,我们准备向日本国民做介绍。我们准备了笔和板。
  (朱镕基书写“清正廉明”——编者注)
  国谷裕子:谢谢。这是你的座右铭?
  朱镕基:对,我总是以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我还做得不够。
  国谷裕子:我们将把它介绍给日本国民。
  宫崎勇:谢谢朱总理。
                  第40节:接受乌拉圭《观察家报》记者沙东采访
  接受乌拉圭《观察家报》
  记者沙东采访
  (1996年2月3日)
  沙东:中国政府究竟以怎样的心态和视角看待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1999年的澳门回归?
  朱镕基:我认为港澳按时回归祖国后,两地都将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在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后,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原则,香港将实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无论是经济、政治、社会制度还是港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会改变。香港将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同时保持其单独关税区的地位不变。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我们将努力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海运和贸易中心的地位。我们将保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也确信香港将在世界上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香港将维持现有的法律和制度不变,其所有的特点和优势也将得以保持。香港不仅不会出现波动,而且还将继续走自己的持续发展之路。
  澳门的情况与香港一样,也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沙东:台湾眼下正处在地区选举进程中。就在几周前,美国政府多次抛出“中国正向台施加强大压力”、“大陆准备对台动武”等言论。那么,什么才是中国政府目前的对台政策呢?中国政府又是如何看待美方的指责呢?
  朱镕基:在对台问题上,我们坚决反对李登辉的“台独论”和“一中一台”的错误政策。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台湾终将回到祖国的怀抱。
  当然,我们将尽全力促成与台湾的和平统一,但并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可能,因为总有外国势力从中作梗,挑唆台湾地区政府,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搞“台湾独立”。需要强调的是,除非形势所迫,我们将不谋求诉诸武力。而是否使用武力,也完全是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别国无权干涉。
  至于那些所谓“大陆可能对台动武”等传闻,只是个别国家释放的烟幕。但这些烟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美国的第七舰队一直在台湾海峡附近巡弋。
  我们赞赏并希望乌拉圭政府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与台湾发展任何政治关系。台湾试图通过“金元外交”加入联合国,这是对联合国的一种侮辱。我们相信中国的统一大业必将实现。
  沙东:在你主导中国的经济政策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贸易开放得到了很大发展。那么,你认为今日的中国在改革之路上究竟取得了哪些成绩,又面临着怎样的困难?
  朱镕基:1978年,我们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年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达9.3%,尤其是近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介于10%至13%之间。这意味着现在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政府已经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目标,我们将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克服了不少诸如经济过热及商品零售价格过高等困难。这些问题在中国并不是非常严重,因为历史上国内物价上涨的最高纪录出现在1984至1985年和1993至1994年,均达到了20%多。在上述两段时期内,我们都曾成功地拉低了通货膨胀指数。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自1994年以来,我们开始对宏观经济结构进行全面调整,既有针对金融和财税的,也包括外贸政策,这些都保证了我们所取得的成绩。
  金融系统的改革尤为成功,通过对货币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去年全国外汇储备总额达到了750亿美元,1995年外贸总额突破了2800亿美元。3年来,外国在华直接投资额保持在每年300亿美元左右,外国在华投资已累计达1300亿美元。中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得到了明显好转,预计在5到10年内,中国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将超过8%,通货膨胀指数将被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小于经济增长幅度。
  沙东:你如何看待目前中乌两国间的双边关系?请从贸易方面,还有外交和政治领域谈一谈。
  朱镕基:中乌两国自1988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关系总体进展顺利,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贸、文化和军事合作等领域,近年来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中国政府非常感谢乌拉圭政府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及对我们的人权政策给予的宝贵支持。在国际多边领域,我们两国政府始终保持相互支持,我们此次来访也是为了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沙东:在两国的经贸关系上,你有何评价?
  朱镕基:两国建交8年来,双方经贸关系进展顺利。去年双边经贸总额达1.3亿美元,中国业已成为乌拉圭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乌拉圭第一大羊毛进口国。
  两国经贸关系总体状况不错,未来我们将从乌拉圭购买更多的羊毛,因为这类贸易比较稳定。但是我们也认为,乌拉圭单纯向中国出口农牧产品并不能满足其自身需要,两国双边经贸关系也不可能只在单一产业的基础上取得实质性增长。为此我们通过此次访问,建议在乌拉圭设立合资企业,组装电子、机械和轻工产品,实现在乌拉圭制造并出口至其他国家的经营模式。这对乌拉圭有相当的好处,一方面可增加财税收入,另一方面也可部分解决失业问题。
  总之,中乌两国双边关系非常好,相信将来肯定会更好。
  沙东:如何尽快落实两国双边谈判的结果和你在此次访问中双方所达成的协议?
  朱镕基:此次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乌拉圭取得了圆满成功。我们受到了乌拉圭政府和人民热情的接待,我们对此非常感谢,也很感动。
  本周六,我们参观了一家毛条加工厂,也访问了一家庄园,这使我们更加深了对乌拉圭国情和民众的了解。
  此外,我还想向乌拉圭政府和人民表达我们诚挚的谢意,特别是向胡里奥·玛丽亚·桑吉内蒂总统阁下。今天我可以向你确认,你们的外长将于年内访华,副总统也将于10月访华。我也利用此次访问机会转达了江泽民主席向桑吉内蒂总统的盛情邀请,希望他能于明年访华。我相信,他们将在中国受到同样热情而友好的接待。此次陪
  同我出访的各位部长也将向乌拉圭政府的各位对口部长发出邀请,希望他们也能在年内实现访华,以进一步提升两国双边关系。
  在此,我愿继续重申并强调,两国关系不仅是好,而且是非常之好。
                  第41节:接受西班牙埃菲社社长贡萨洛采访(1)
  接受西班牙埃菲社社长
  贡萨洛采访
  (2000年6月21日)
  贡萨洛:总理阁下,我们埃菲社能够有机会采访你,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通过你,我们将可以第一手了解中国这个大国。
  朱镕基:欢迎你来到中国。很高兴通过埃菲社转达我对西班牙人民最友好的感情。
  贡萨洛:阿斯纳尔[1]首相即将访华。他很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你怎样评价目前的西中关系?你认为在哪些方面能够进一步改善这种双边关系?
  朱镕基:中国和西班牙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进展得很快,我们很重视发展同西班牙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同阿斯纳尔首相在1998年见过面,我们正在准备热烈欢迎阿斯纳尔首相访问中国。我相信,他这次访华一定能够促进中西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我欢迎外国的政府首脑也好、元首也好,最多也就是参加会谈和宴请,从来不参加文艺活动。不是我不
  喜欢文艺活动,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在国内参加文艺活动,一年也就是一两次,最多也就是三次。但这次应你们首相的邀请,6月26日,我要陪他观看西班牙艺术家表演的芭蕾舞。我对芭蕾舞一窍不通,但是我的夫人懂一点,她年轻时能够跳芭蕾舞。欣赏完芭蕾舞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将出国去欧洲访问。这样做,是希望阿斯纳尔首相对中国有一个亲切的感情。中国人民是非常热情好客的,我们将给阿斯纳尔首相热情友好的接待。
  贡萨洛:你去西班牙访问过两次。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熟悉西班牙吗?
  朱镕基:中国人民还是非常熟悉西班牙的,至少我在当学生时就熟悉了西班牙,尽管那时没去过。我学英文时,课本上说,西班牙国王派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我当时就感到很奇怪,哥伦布是意大利热那亚人,怎么是西班牙国王派他去呢?后来到青年时代,我读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部小说在中国流传得非常广。我相信,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读过《堂吉诃德》,现在许多年轻人也读过。年轻人知道最多的就是你们的斗牛。没有一个人不称赞你们西班牙的斗牛士,真是勇敢。
  贡萨洛:你看过斗牛表演吗?
  朱镕基:在电影里看过无数次。
  贡萨洛: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有4亿人讲西班牙语。当然,这个数字没有中国的人口数字大。你认为西班牙可以发挥中国与拉美交往的桥梁作用吗?
  朱镕基:在拉美,除巴西外,多数国家都讲西班牙语。因为西班牙具有这种特殊地位,所以,西班牙不仅可以为中国与欧盟加强关系作出贡献,在中国与拉美的交往方面,西班牙也可以做很多工作。我们愿意与西班牙这样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国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贡萨洛:你提到堂吉诃德,他的对立面是桑丘。堂吉诃德代表理想主义,桑丘代表现实主义。你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年轻人有丧失传统价值观的危险吗?
  朱镕基:对年轻人的教育是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年轻人所受到的教育是国际性的,他们得到的信息有好有坏。一部分年轻人,越来越不太喜欢中国传统的文化,而是喜欢“现代”的。我们主张文化的开放性,一种文明只有吸收全世界最优秀的东西,才能得到传承和发展。但是现在有的年轻人吸收的不是优秀的文化,而是庸俗的东西。因此,加强对年轻人进行民族文化传统和世界优秀文化的教育,并使这种教育更有吸引力、更有说服力、更有感染力,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希望你们的芭蕾舞表演,能够使中国人民了解到西班牙的高雅艺术。
  我在你们国家也看过民族舞蹈。那是你们西班牙民族的、大众的艺术。
                  第42节:接受西班牙埃菲社社长贡萨洛采访(2)
  贡萨洛:你认为在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共产主义能够生存吗?你怎样看待共产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前途?
  朱镕基:共产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运动。共产党人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现在中国搞的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而且还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真正在一个大国里与本国实际成功地结合,中国是一个创举。中国共产党已经选择并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当然,在别的国家也有这种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别的国家的事情我不好说,我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是能够取得胜利的。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建设繁荣富强、具有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国家,这个目标我们是能够实现的。
  但我们做的一切并不是跟原来所主张的完全一样,或者说不是教条主义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修正、完善我们的政策。
  贡萨洛:那么,这种对道路的不断修正,是否会导致完全的市场化,以满足人们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包括大选、多元化?
  朱镕基:我们应该把政治和经济分开。你提到的市场是另外一个概念。社会主义不排斥市场。社会主义并没有说只能实行苏联那种计划经济,没有这种规定。社会主义也没有说一定要实行企业的国有制,它只讲公有制。实行公有制有很多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开始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国营企业那一套东西。现在对那套东西有很大的修正,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国有企业也可以实行股份制,也就是说,实行公有制的另外一种形式。实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矛盾。
  贡萨洛:我们在西班牙都熟知邓小平的名言,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在中国,公有经济、私有经济都在发展,然而,公有经济缺乏私有经济的经营观念。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将会进行下去吗?
  朱镕基:我们对私有经济的认识也有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认为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现在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策上鼓励和支持私有企业发展。如果现在把外国在中国所办的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也看做私有经济,那么它在中国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大,接近40%。中国是不是在进行私有化呢?我们不认为是这样。私有化在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产生了灾难性后果,你也看见了。要是实行私有化,中国国民经济就会崩溃。我们仍然主张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民经济。实现公有制有多种形式,我们现在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然后通过发行股票上市,是把它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对极少数国有企业,我们要实行国家控股。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不需要国家控股,而是面向公众,发行股票,提高它的公开性、透明度,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相信,这种股份制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能像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一样得到发展。
  贡萨洛:西班牙密切关注台湾海峡的局势。你是否认为如果中国与台湾的谈判失败了,中国就会对台湾使用武力,使之与大陆统一?你怎样看待日前陈水扁的言论?他说,朝鲜和韩国首脑成功地举行了峰会,讨论了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中国和台湾也应用同样方式解决分歧。
  朱镕基:我们和台湾当局没有进行谈判,所以谈不上什么谈判破裂。我们的原则是,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什么都可以谈,他们可以来,我们也可以去。我们的政策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我们的政策是非常宽松的。统一后,我们绝对不会干涉台湾的政治、经济制度,台湾的领导人可以到中央政府来任副职,我们也不派军队去台湾,这比我们对香港、澳门的政策宽松得多,应该说是够宽松的了。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完全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是1945年后,所有的国际条约都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事实上台湾已经归还给中国了。而根据有关国际条约,朝鲜和韩国是两个国家。现在朝鲜和韩国的首脑会谈很成功,他们希望统一,这种情况与台湾不一样。现在,台湾当局领导人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连他自己是中国人也不敢说。朝鲜半岛上两个国家要求统一成一个朝鲜;而台湾在法理上本来就是中国的一个部分,但台湾当局领导人不承认。Very big difference(差别很大)!现在台湾当局领导人,言行不一,正在蒙蔽或者说是糊弄全世界。美国的一些政治家被陈水扁蒙蔽,觉得他比李登辉好。我希望西班牙人不要被蒙蔽。现在台湾当局领导人还没有站稳脚跟,摇摇晃晃,对他的讲话不要相信。我们现在只是在听其言、观其行。台湾当然是一定要与大陆统一的。
                  第43节:接受西班牙埃菲社社长贡萨洛采访(3)
  贡萨洛:关于西藏问题,中国政府是否正在考虑进行某种形式的对话,以寻求政治解决西藏问题?
  朱镕基:我们同达赖喇嘛对话的渠道始终是畅通的,但达赖喇嘛不是普通的宗教界人士,他是一个政客。他的目的就是要分裂中国,搞“西藏独立”。只有达赖喇嘛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进行分裂活动,这样,我们同他的对话才有意义。
  贡萨洛:在21世纪,统一的中国是否会恢复往日的世界大国地位?
  朱镕基:我们想到的就是要为中国人民谋福利,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民主法治的国家,不去想什么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人民被帝国主义压迫了100多年,压迫我们的国家中没有西班牙。我们绝对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因为我们曾经深受其害。欺负别人、压迫别的国家,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中国人民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富强起来,我们不会欺负别的国家。所以,叫我们世界大国也好,叫我们世界小国也好,我们毫不在意。反正在最近10年里必须承认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多是不好欺负的。10年后不敢说,印度的人口有可能会超过中国。
  贡萨洛:作为总理,你很忙,但想必也有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在这些时间里,你做什么?你有孙子、外孙吗?我们都知道你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也知道你过去打网球,现在还打吗?
  朱镕基: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睡觉的时间都不充足,根本没有时间从事体育运动和文娱活动。几年以前,我偶尔还打打网球,现在没时间了。平时我就是在自己的院子里散步、转圈。院子太小,转起圈来头晕,但我必须保证每天散步一个小时。我爱好文学,也爱好音乐,但现在既没有时间读小说,也没有时间听音乐。所以,我的生活很简单。
  贡萨洛:你在小院子里散步时肯定在考虑经济问题,是否也考虑反腐败问题?
  朱镕基:是的。在散步时,许多工作中的问题都萦绕在我的脑际,包括反腐败的问题,也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为了让脑子休息一下,我近两年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是与我的夫人散步时,一起背诵过去所念过的中国古诗。最近我们在背《长恨歌》,描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现在可以全部背下来了。
                  第44节:在埃及开罗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在埃及开罗工商界午餐会上的
  演讲和答问
  (2002年4月21日)
  尊敬的奥贝德总理阁下,
  尊敬的伊斯梅尔[1]主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这次我应穆巴拉克总统的邀请,时隔8年之后再一次访问埃及这个美丽而古老的国家,正如贵国的谚语所讲的:昔饮尼罗河水,他日必定再来。
  我们看到,8年来埃及人民在穆巴拉克总统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高兴。今天,我有幸跟埃及工商界的朋友们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在座的朋友们都为中埃的友好合作作出了贡献,我对大家表示感谢。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最近几年,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既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又克服了世界经济衰退、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良好的发展势头。过去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7.8%,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万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了5000亿美元。去年,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468亿美元,累计已经达到4000亿美元。这就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具有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的能力。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预计还会以7%以上的速度向前发展。
  埃及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埃同属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江泽民主席和穆巴拉克总统的亲自关怀下,中埃两国在1999年建立了战略合作的关系,经贸合作是这种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埃两国处于基本相同的发展阶段。经贸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前景是广阔的。
  近年来,中埃两国的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好。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两国贸易还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中方对此十分重视,并已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努力改善这种状况。为了使新世纪的中埃经贸合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我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目前双方的贸易额与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的需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在信息工业产品、家电产品等方面,都已达到或者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而且有相当的价格优势。埃及的原油、建材、棉花等产品,中国也很需要。我们将以多种形式来扩大从埃及的进口。
  第二,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双向投资。我相信,埃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会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家来埃及投资兴业。我们也欢迎埃及的企业家到中国投资,并且愿意提供必要的便利和帮助。
  第三,进一步拓宽合作的领域。今年1月份穆巴拉克总统访问中国期间,两国签署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石油合作、旅游等方面的协议,双方要抓紧落实。从下个月起,埃及将成为中国公民旅游的目的地国。这不仅可以扩大双方的旅游合作,而且将进一步密切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
  今年1月份,中埃联合商务理事会正式成立,并于3月份在开罗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我们希望理事会能够成为密切两国企业界合作关系的纽带,为中埃两国的经贸合作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和埃及同为世界的文明古国,中埃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加强双方的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深信,只要两国政府和工商界共同努力,在新世纪就一定能够开创双方
  经贸合作的新局面。
  祝愿中埃友谊和经贸合作,如同长江和尼罗河,滔滔向前,奔流不息!
  谢谢!
  问:中国在生物遗传工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对一些在埃及种植历史很长的作物,比如花生、洋葱以及其他一些农作物,还包括草药等(中国的草药也是非常有名的),进行品种改良和推出新品种,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请问总理阁下,中国是否愿意向埃方提供在提高传统作物生长方面的成功经验呢?特别是我们的农作物产品也可以面向中国的市场。在这方面,我们的公司已经作好了准备,希望借鉴中国有关的技术。
  朱镕基:中国的生物工程技术在国际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特别是在农产品方面。比方说,水稻的基因密码是中国自己发现、编制出来的,因此,中国在农产品的增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曾经把水稻杂交技术介绍到了菲律宾,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这方面,我们愿意与埃及的农业界人士携手合作。
  问:我们埃及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医药市场,需要很多的药品和化学制剂,希望同中国合资成立这方面的公司,利用中国的医药技术来生产出相应的基本药品和化学制剂。
  朱镕基:昨天,我和奥贝德总理已经谈到了我们在医药产品方面的生产和开发合作的问题。中国在医药生产特别是在胰岛素的生产和研究方面是领先的,在世界上,中国是第一个合成胰岛素的国家。那么,在医药产品方面的合作是我们双方都需要的。埃及代表团已经到中国去进行过考察,中国政府也会鼓励中国的企业家到埃及来投资或合作。
  问:我们埃及的企业家非常愿意同中国开办合资的工厂,按照中国国内新兴产业的模式来建立这样的生产项目。我们的产品可以促销到非洲、欧洲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市场,因为我们同上述这些地区有着贸易伙伴关系的协议。那么,你是否对这样一个合作的建议表示欢迎呢?
  朱镕基:我在1994年访问埃及的时候,就跟埃及政府讨论过关于建立苏伊士经济特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尽己所能给予了埃及帮助。据我所知,现在经济特区第一批标志性厂房已经建成了。中国目前已经有20家企业在埃及投资生产,我们愿意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到埃及来进行合资、合作和共同办厂。谢谢!
                  第45节:在巴基斯坦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1)
  在巴基斯坦工商界午餐会上的
  演讲和答问
  (2001年5月12日)
  尊敬的穆沙拉夫首席执行官阁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很高兴前来出席全巴基斯坦工商联合会举行的午餐会。全巴工商联和在座的工商界朋友为推动中巴友谊与经贸合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借此机会,我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并讲讲对发展中巴经贸合作的看法。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近几年,我们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不久前,中国制定了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了新世纪头5年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我们将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在新的起点上,把我国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今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将达到7%左右。与此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前进中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正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近年来,中巴两国经贸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和巨大成绩。昨天,我和穆沙拉夫首席执行官参加了中国公司承包铁路改造项目合同的草签仪式。中巴互利合作的成绩令人鼓舞,但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
  中巴政治关系良好,两国已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和投资保护协定,建立了不同领域和层次的合作机制,还设立了民间企业家理事会。目前,两国经济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巴基斯坦加强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两国工商界拓展商机、扩大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了使双方合作再上一个新台阶,我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农业领域合作。中巴两国经济都以农业为基础,农业方面的合作大有可为。我们可以在灌溉农业、旱地耕作等方面拓展合作,在农机具生产、农作物改良、农产品加工和生态农业等领域分享技术与发展经验。目前双方正在积极商讨共建示范农场,这将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第二,加快基础设施领域合作步伐。中国在公路、桥梁、港口、能源建设等方面,有较强的技术、设备优势和比较丰富的经验。巴基斯坦正在实施经济振兴计划,中国政府愿意推动中国的企业积极参与,为贵国经济发展作出努力。
  昨天,穆沙拉夫首席执行官在同我会谈时和在晚宴上,花了很长的时间,向我介绍了巴达尔港口的建设和与之相联系的沿海公路的建设情况。对于这样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项目,中国方面表示支持。我回国以后,将指派中国的交通部长来访问巴基斯坦,就这个项目进行协商,并与巴方商量中国方面能够提供的支持。
  第三,开拓经贸合作新领域。中国公司已经参与了贵国程控电话交换机的建设,并相应转让技术和培训技术人员。目前,我们还在商讨加强宽带网络、软件开发等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途径。希望高新技术领域能成为双方合作的新增长点。
  第四,努力寻求合作新方式。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援助项目与劳务承包工程的同时,积极开拓合资、独资、租赁等新形式。中国的对外合作不仅重视发达国家的市场,同时也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我们不仅积极吸引外资,也鼓励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兴业,包括巴基斯坦。
  女士们,先生们:
  中巴两国人民要世代睦邻友好下去,离不开经济合作这个重要舞台。我们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巴经济合作在新世纪一定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谢谢!
  主持人:总理阁下,我再次感谢你对巴基斯坦工商界所发表的非常热情友好的讲话。我想,你的讲话给在座所有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已经从观众席陆续收到了一些问题。在此,我非常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朱总理已经表示同意回答几个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希望大家提的问题尽量简短。
                  第46节:在巴基斯坦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2)
  问:阁下,中国的经济在过去20年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么,你如何展望中国今后10年的发展?
  朱镕基:对于中国经济的展望,我们已经制定了第十个五年计划,也就是从2001年到200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个计划预期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是7%。再下一个5年,我估计仍然可以保持平均7%的经济增长速度。
  问:巴基斯坦的贸易赤字及严重的债务负担,是巴基斯坦目前经济状况一个很大的根源性的问题。我想,在巴中贸易里面,巴基斯坦一直处于逆差的地位。中国有没有想什么办法,可以增加从巴基斯坦的进口?这样的话,会从一定程度上减缓巴基斯坦在贸易赤字方面所面临的压力。
  朱镕基:中巴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有很大的发展,去年进出口额达到历史最高的水平,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当然,这中
  间,巴基斯坦方面存在着逆差,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情况,双方也正在商讨贸易的平衡发展问题。这方面不但需要中方的努力,更需要巴方的努力。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巴基斯坦方面能提供中国市场所需要的商品;我们也一定会在同等优先的原则下,优先考虑进口巴基斯坦的产品,来改善这种不平衡状况。
  我们回国后,将再次派一个采购团到巴基斯坦来采购适合中国市场的商品,进一步促进贸易的平衡。
  问: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幅员辽阔。同时,中国跟大多数邻国之间都是通过陆路进行贸易的。但是,尽管巴中两国之间有喀拉昆仑公路这样的项目,两国之间通过陆路进行的贸易项目规模并不像应该有的那样大。请问,你认为两国之间通过喀拉昆仑山公路加快贸易发展的潜力是大的吗?
  朱镕基:刚才,我们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了。我们认为,中巴两国之间贸易的平衡和发展,并不在于交通运输的问题,而是双方有没有适合对方市场的商品,这是主要的问题。商品的运输目前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在改善运输当中,也可以通过其他运输方式,包括通过港口的运输。喀拉昆仑公路的状况也需要进一步改善,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强运输的强度。
  问:总理阁下,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至今中国已经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我想问你一下,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开放的重点是在哪些领域?第二个问题是,巴基斯坦非常热切地期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你预见中国在新的全球经济时代当中将发挥什么作用?
  朱镕基:1978年,中国在邓小平先生的倡导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中国将继续执行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加入WTO是中国多年的愿望,我们为此已经谈判了14年。中国加入WTO以后,我相信,一方面,中国能够为世界各国提供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有利于参加WTO的各国经贸合作进一步得到开拓。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将主要集中于服务行业,也就是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开放。中国在加入WTO谈判的过程中,包括跟各个国家进行的双边谈判中,已经就这个问题初步确定了开放的时间。加入WTO不但是中国的愿望,对于全世界的和平、合作也是有利的。
  问:在这样的场合,我能够向中国总理提问,感到非常荣幸。最近这些年,中国经济在非常快速地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我想请问一下总理,能不能为巴基斯坦的发展提一些建议?这样的话,能够让巴基斯坦仿效一下中国。
  朱镕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实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应该说这是一个奇迹。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我昨天已经在各种场合向穆沙拉夫首席执行官做了一些介绍。但是,这毕竟只是中国这个具体国家的经验,不一定能适合所有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只能作为其他国家的参考。我相信,在穆沙拉夫首席执行官的领导下,在他能干的政府官员的领导下,巴基斯坦的经济会越来越好。在这里,我已经不需要再讲一些什么经验了。谢谢大家!
                  第47节: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1)
  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
  回答记者提问
  (2000年10月16日)
  主持人: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到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将进行50分钟。下面请朱总理作10分钟的发言,然后回答各位的提问。
  朱镕基:各位朋友,感谢森喜朗首相的邀请,我应邀访问日本,此行是富有成果的。
  首先,我与森喜朗首相进行了坦率、友好和富有建设性的会谈。在会谈中,双方充分肯定了指导中日两国关系的三个历史性文件,即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同时,又肯定了要在1998年所确定的建立“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继续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双方肯定,目前中日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好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疑虑和担心。我们双方坦率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提出了一些消除疑虑、增进相互信任的办法,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我们对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时提出的33项合作项目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同时也对继续落实这些项目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我还向日本政府和森喜朗首相对我们这次访问所给予的热情接待和周到的安排表示感谢,并且邀请森喜朗首相明年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第二,在短短的访问期间,我与日本各政党党首进行了诚恳的会见和坦率的交谈。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共识,同时愿意共同加强交流和沟通,共同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继续努力。
  第三,在日本友好团体的安排下,我与经济界的许多老朋友,特别是与我有20多年交往的老朋友见了面,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第四,我有幸接受TBS(东京广播公司)的邀请,在电视台与日本各界群众、普通市民见了面,进行了对话,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这次因为访问时间、对话时间比较短,很多问题我不能够畅所欲言,胡琴也拉得很难听,但我相信,我还是与日本人民沟通了彼此的感情,加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理解。
  《产经新闻》记者:在发展日中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方面,我认为日中两国人民对于对方国家的感情不是很好。为了改善这一现状,此次朱总理特地在TBS电视台与日本市民见面,为化解两国人民之间的情绪做了很好的努力,我对此表示敬意。今后,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理解,你希望日方作什么样的努力?中方对于日方在历史问题上会不会继续提出要求?
  朱镕基: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关于历史问题,我们从来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想日本政府也有这样一个共识。也就是说,对于过去的历史不应该淡化,更不要隐瞒,应该正视。只有正视历史,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重犯历史的错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个原则,不但是对日本人民的,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两国人民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互相了解,互相信任,共同创造世世代代友好的明天。
  《读卖新闻》记者:朱总理在北京曾对日本记者谈过,我们不要在历史问题上刺激日本人民,同时日本不应该忘记历史,你能否在此再对日本人民重复一遍?同时,在TBS电视台的市民对话中,你提到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中国今后是否继续要求日本在正式文件中就历史问题向中国道歉?
  朱镕基:是的,我曾经说过我们双方都要避免做刺激对方人民感情的事情,但我想,对于那些想淡化、想隐瞒,甚至想篡改历史的事情进行一些提醒,并不是刺激日本人民的感情,因为我们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是完全分开的。中国一贯认为,从毛泽东到江泽民都这样认为: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当然不应该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负责。
  我在TBS电视台的采访中确实指出过,在任何的中日历史上的正式文件中,日本没有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道过歉,这是事实。但我也指出,中国一贯高度评价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面对亚洲人民作出的正式声明。“道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只是希望大家都要以史为鉴,创造世世代代友好的明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第48节: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2)
  《每日新闻》记者:朱总理在与森喜朗首相的会谈中,就扩大两国的安全对话达成了一致。朱总理认为两国在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有无可能进行具体合作?如有可能,那是什么样的合作?特别是现在朝鲜半岛形势变化很快,两国在东亚地区安全方面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朱镕基: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曾经与贵方共同提出了33个合作项目,其中就包括我们之间可以在安全方面进行交流。当时就提出中日两国的军方应该加强交流和沟通,包括双方舰队可以互访。这次,我又重新向森喜朗首相提出了这个建议,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已取得了共识。我们双方就安全问题,无论是在联合国范围内,还是在双边范围内,都应该加强协调,加强协商与沟通,共同维护本地区、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
  《时报》记者:去年年底,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一部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生活的多集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据说在北京引起空前轰动。今年5月,这部片子中的一集在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后,同样引起了轰动,反响也很好。我想请问朱总理三个问题:一、这部片子在北京播放时你是否看过?二、面向21世纪,中国政府对增进中日年轻一代的相互了解和往来有何实质性的打算与举措?三、你的孙女如果想出国留学,作为爷爷,你会希望她去美国、欧洲还是日本?
  朱镕基:第一,这部纪录片是否在北京引起空前轰动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看过,而且很受感动。第二,中国完全赞成中日两国年轻一代包括留学生的互相交流,并改善他们的处境。我在与诸位政党领袖谈话的时候都谈到了这个课题,就是中日两国世世代代的友好,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因此,我非常希望民间的友好团体能够组织两国的年轻人互相访问、互相学习、互相了解,特别是对于双方的留学生都要给予照顾,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学习、生活下去。第三,我的外孙女,不是孙女,我的儿子还没有结婚。我的外孙女将来愿意到哪个地方求学,是在国内求学,还是到国外求学,完全由她决定,她不会听我的。
  日本广播协会(NHK)记者:我想请教总理有关IT(信息技术)方面的问题。听说中国已经制定了一个关于发展信息产业的国家战略,我想知道,到2005年或者2010年,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蓝图?在西部大开发中,中国对信息产业发展的定位是什么?另外,海外一些有伦理方面内容的网站在中国无法接收,请问中国的民众在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这些网站?
  朱镕基:关于中国的信息技术,最近几年发展非常快。特别是在电信方面,目前固定程控电话数量已达到1.3亿部;移动电话发展尤其快,已经接近7000万部,并且正在以每两三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中国的“十五”计划,确定以高新技术的发展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要利用信息技术、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大开发过程中,我们很重视高新技术,要在一个高的起点上来进行开发。在信息技术方面,我们很愿意和日本合作,而且已经在进行很好的合作。目前中国的移动电话采用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体系,为更好地过渡到第三代,我们也准备采用CDMA(码分多址的数字通信技术)技术,这一技术在美国、韩国和日本都有一部分人采用。据我所知,日本使用CDMA技术的手机用户有625万户。在这方面,中国不但愿意与美国合作,也愿意与韩国和日本合作。关于第三个问题,我没有听清楚,是不是关于因特网上一些黄色、暴力的内容?这些内容对青少年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当然不希望出现。
  香港凤凰卫视记者:在这次访问中,日本有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假如李登辉访问日本的话,是否会严重破坏中日关系?
  朱镕基:在我和森喜朗首相的会谈中,以及和各位政党首脑的会谈中,都谈到台湾问题。我看到这几天的新闻报道,都表达了我所讲过的内容。如果需要我再讲的话,那就是,中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有最大的耐心采用和平的方式统一中国,但是,也不能让台湾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关于李登辉访问日本问题,因为他不是一个一般人物,所产生的后果,我想中日双方都已充分意识到了。
                  第49节: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3)
  日本广播协会(NHK)记者: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国内的信息产业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因此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中国加入WTO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解决这方面的冲击?
  朱镕基:我们从来认为,中国加入WTO是有利有弊的,既可以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又要面对来自外部严重的竞争和挑战,但是中国可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使它利大于弊。因此,我们在与37个国家进行双边谈判的时候,都坚持中国的开放应该是逐步的,需要有一个时间表,这一点我们与这些国家都已经达成了协议。在IT产业方面,在基本的电信业方面,中国加入WTO第一年的时候,我们限制外资参与电信业的参股比例不能超过25%,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达到49%。
  《日本经济新闻》前编辑委员:我是朱总理的崇拜者,对于总理的领导能力和果断的实施能力十分钦佩。朱总理在TBS电视台与市民对话的节目,我收看了,觉得很好。刚才来这里时,我问出租车司机,你看了TBS的节目吗?他说,看了,朱镕基真是一个好人,日本人不爱听的话,他都没有提到。其实我想问的是有关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请总理介绍有关西部大开发的情况,以及关于中国的国际租赁公司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拖欠债务的问题。
  朱镕基:感谢你对我的称赞,但愧不敢当。我觉得你是很真诚的,我也对你表示感谢。关于西部大开发,我可以讲一个小时,但没有时间。我们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很快就要发表,我们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已经正式或者正要发表。我相信,中国西部大开发可以为日本的企业家提供巨大的商机,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为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
  关于中国的投资环境问题,基本上是好的,如果不好的话,中国怎么可能每年吸收外商的直接投资达400亿美元以上?最近几年基本上保持了这个水平。但是,我们的投资环境、涉外法律法规确实还不够完善,我们正在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地改善,我认为每年都在进步。
  我知道,日本的经济界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国际租赁公司问题,另一个是中国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中国经济过热的时候产生的,这些问题确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从1995年开始就应日本朋友的要求,介入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作过多次的批示,虽然问题一直没有完全解决,但我认为还是解决了一大部分问题。为什么至今还有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呢?我想,日本的企业选择合作伙伴没有选好,他们老是拖延不决,我们政府想使劲儿也使不上。我回去以后,会对这些问题加以了解,加以推动,但同时,我也要奉劝日本的企业家,在选择伙伴的时候要慎重些。
  关于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主要是在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的时候一下子发展了很多,经过这几年治理整顿以后,大部分经过合并、整顿后还是好的,但确实也还有少数资不抵债的,欠了外国的债务,包括日本的债务,无力偿还。这些公司都是地方的。中国政府的立场是,要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公司债权人与这些公司协商,来减债、偿还。如果确实不能还债,这些公司只有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然后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中国政府将依法保护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债权人的法律权益。最近,我听说海南省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所发行的武士债牵涉到一部分日本国民的债务。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它不是拖欠了一般的债权人的债务,而是拖欠了日本国民的债务。我回去以后会督促海南省政府,他们搞出来的问题他们要负责,至少应该对日本国民负责。欢迎你多提批评意见,谢谢。
  主持人:我们记者招待会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让我们再次向朱总理表示感谢!
                  第50节:在俄罗斯工商科技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1)
  在俄罗斯工商科技界午餐会上的
  演讲和答问
  (2001年9月10日)
  克列巴诺夫副总理,
  奇林加洛夫[1]代主席,
  沃尔斯基[2]主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和吴仪国务委员以及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今天非常高兴跟俄罗斯的企业界、科技界的朋友们在这里见面。我对诸位为中俄友好合作关系所做的大量的工作和巨大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两年半以前,我访问俄罗斯并出席中俄总理第四次定期会晤;这一次我又重访俄罗斯,深切地感到,俄罗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政治、社会更加团结。特别是城市建设取得很大成就,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都焕然一新,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对俄罗斯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和卡西亚诺夫总理刚刚在美丽的圣彼得堡举行了中俄总理第六次定期会晤,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我认为比过去历次会晤的成果还要大。这次会晤标志着中俄在经济、贸易、技术、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已经度过了“磨合期”,开始走上了“快车道”。我相信我们的合作已经进入一个丰收的年代了,这次会晤所签订的7个协议就是证明。我想,这些协议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每一个协议都可能为俄罗斯创造每年100亿美元的出口或者是投资。我这样说并没有夸张。举一个例子,去年中国进口了1亿吨原油和成品油,价值250亿美元。如果把这个贸易的一半和每年增加进口的部分转到俄罗斯,通过我们所签订的原油管道协议,每年就可以为俄罗斯创造100亿美元以上的出口。当然,这要在5年以后逐步达到。中俄合作之所以取得这样重大的成果,并具有广阔的前景,我认为首先是因为不久以前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同普京总统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个条约是战略性的、前瞻性的,它指明了中俄两国在新世纪友好合作的方向和方针。这个条约奠定了我们这次会晤成功的基础。应该说,我们这次会晤很好地贯彻了这个条约的宗旨。过去我们说,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技术、贸易合作关系与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还不能相称;但是现在可以说,我们将加快发展在经济、贸易、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使它跟我们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相适应或者说相称。
  正如刚才沃尔斯基主席所说的,在我们如此良好的关系之中,并不是没有问题的。这次会晤中,我们也充分地讨论了合作中间所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中俄两国贸易不平衡,去年中俄两国的贸易总额达到80亿美元,但是中国的出口额只有22亿美元,俄罗斯的出口额是58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的逆差达36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俄两国的贸易额达到54亿美元,而中方的逆差已经达到29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去年同期。我们这次会晤,坦率地商讨了改善这种贸易不平衡状况的措施。卡西亚诺夫总理提得很好,他说中国产品的质量有好、有坏,这是影响俄中贸易的一个原因,因为俄罗斯人民还不熟悉中国的产品。这个“有
  好、有坏”是客气话,坦率地讲,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产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我们认真地检讨了这个问题,中国去年出口的产品达到2550亿美元,但是我们并没有听到很多关于中国产品的质量不好的投诉。至于出口到俄罗斯的产品质量问题,我想有一个原因是,去年中国通过正常途径出口到俄罗斯的产品仅有22亿美元,而通过其他一些并不是很正常的途径,包括通过包机包税、包车包税、包船包税等形式出口到俄罗斯的,高达100亿美元。这100亿美元产品很便宜,但是质量不见得很好。所以,我认为要使俄罗斯人民熟悉中国的优质产品,让中国的大中型企业的优质产品能够进入俄罗斯市场,来取代那100亿美元质量并不太好的产品,这是我们双方当前应该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中俄两国大中型企业和公司的直接贸易来往。我向卡西亚诺夫总理提出,希望俄罗斯能够组织一个100位企业家的代表团到中国去,我们接待。我们会提供你们所需要产品的各种样品和价格,请你们自己来比较,然后选购,我们给予这样的出口以最大的政策上的便利。这样,中国的优质产品就会大量地进入俄罗斯市场了。另外,卡西亚诺夫总理向我提出,中国的企业不会做广告。我认为,这一点意见提得非常正确。我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都看到很多西方国家的公司在那里设了分公司,包括韩国的三星公司,它们在大楼上面的广告牌非常醒目。但是,我没有看到一个中国商品的广告,一个也没看见。因此我有一个提议,希望得到在座诸位的支持,就是除了我们办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中国商品的零售商店以外,建议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商品的贸易中心。在这个贸易中心里面,可以展示中国各个大中型企业的优质产品,可以零售,可以批发,也可以签订期货的合同。这样便于俄罗斯的企业界和俄罗斯的人民了解中国的商品。
                  第51节:在俄罗斯工商科技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2)
  中国和俄国都是世界的大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一定会极大地影响世界和平与合作。我对于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美好前景满怀希望和信心,让我们共同努力来构筑中俄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大厦。敬祝诸位身体健康。谢谢。
  下面,我愿意回答朋友们提出的问题。
  问:谢谢朱镕基总理的演讲。你谈到邀请100位俄罗斯企业家到中国访问,同时提议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商品的贸易中心,来向俄罗斯人民介绍中国的优质商品。我认为,这两点都很有创意,对促进俄中两国正常贸易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请问,这两个倡议能不能很快实现?
  朱镕基:中国主管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政府部门是外经贸部,部长是石广生先生,今天也在座。同时,我们又有大量的行业协会、民间组织等等,比如各种进出口协会。我已经责成石广生部长来负责组织国内的中介组织,就是由各种进出口协会来组织它们所属的企业,来准备迎接俄罗斯派出的企业家代表团,100个人,多一些更好。另外,我也责成石广生部长负责筹备建设在莫斯科的中国贸易中心。如果我们这个建议得到俄罗斯政府同意的话,这个贸易中心就依靠中国的大型企业来集资建设。同时,中国政府也准备对这个贸易中心给予资助,具体数额还没定,也许是1亿美元。我们希望中国最有信誉的大型企业都进入这个贸易中心,这样就可以免得每年都请你们派100人的代表团到中国去了。当然,我们还是欢迎企业家相互的来往、访问和交流。
  问:感谢朱镕基总理和中国代表团。我认为,你能够明确指出这10年来我们之间的贸易,不仅有合法的贸易,还有非法的、隐性的贸易,是非常有勇气的。在此,我要对你的来访表示欢迎;与此同时,要问一个跟这有关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俄罗斯有非常多的公民从事着这种并不是合法的贸易,而且这种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也给中国带来好处,但这种贸易不仅违反中国的法律,而且也违反俄罗斯的法律。在此,对这个问题我有个建议:在吴仪国务委员和克列巴诺夫副总理领导下,建立一个监督小组;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也分别组成一个自己的小组,主要负责立法工作,通过我们的交流与合作,在两个月之内制定一个有关的法律,使这种非法的贸易能够重见天日。
  朱镕基:中俄之间除了正常贸易以外,还有其他渠道,主要是通过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进行的。对这些贸易发挥的作用,我并不完全否定,因为它们也还是交流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商品。这种贸易额我们粗略地估计有100亿美元,究竟是多少,无法统计。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俄罗斯方面损失了进口的税收,中国方面拿不到外汇。我们同意你的建议,就是应该对这种非正常的贸易进行整顿。对此,克列巴诺夫副总理和吴仪国务委员已经达成了协议,要对这种非正常的贸易采取整顿的措施。同时我认为,最重要与最有效的办法,还是通过中俄两国大中型企业之间的直接的接触和贸易,中国要向俄罗斯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这样做才能够把这种非正常的贸易从市场上面挤出去。同时,我也希望中俄两国政府对中俄大中型企业之间的正常贸易,在税收、海关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采取优惠的措施和政策支持。只有这样,这种直接的、正常的贸易才能够得到良好发展;否则,它就竞争不过非正常的贸易,因为非正常贸易是偷税的。
  问:今年春天,在莫斯科举行了俄中之间首次金融合作论坛,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第二次俄中金融合作论坛将于2002年在北京举行。你认为俄中之间合作的前景如何?
  朱镕基:我们欢迎中俄两国的银行和银行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值得互相借鉴的地方。我们欢迎俄罗斯的银行家明年能够到中国去开会,我将会见他们,因为我当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嘛。谢谢大家。
                  第52节:在法国工商界欢迎会上的演讲和答问(1)
  在法国工商界欢迎会上的
  演讲和答问
  (2002年9月27日)
  塞利耶[1]主席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今天非常高兴同法国的知名企业家会面。记得1998年我访问法国的时候,也曾经跟法国的企业家见面,在座的有很多老朋友当时也参加了会见。我很高兴地看到,几年来中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座的很多企业家都跟中国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关系。
  我刚才一进大厅的时候,很多工商界的老朋友都争着要跟我说话,使我感觉生活在一个非常温暖的朋友气氛中间。我告诉塞利耶主席先生,我今天的讲话很简短,我把大部分的时间留给大家提问,使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坐着说就行了,不必站着说。
  我感谢刚才塞利耶主席先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祝福,他说新中国已经过了50岁了,那按照孔子的说法呢,就是“五十而知天命”。就是说,新中国已经掌握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了。那我本人现在已经超过70岁了,我相信,我的年龄比在座的所有人都要大。那孔子怎么讲的呢?他说,过了70岁的时候,就“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我今天说什么话都不会违反中国人的原则。所以,你们尽管提尖锐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
  刚才,塞利耶主席先生在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表示赞赏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可以说两句。
  中国过去1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平均超过了9%,在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发展速度仍然超过了7%,去年是7.3%,今年可能是7.8%。今后10年,也许更长的时间,我估计中国的发展速度还可以保持在7%左右。这主要是中国依靠国内的需求,也就是说,是依靠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不断增加的储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也依靠企业效益的提高。当然,出口的扩大也是促进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确实像塞利耶主席先生说的那样,我曾经担心过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我们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是事实证明: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是继续地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的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我曾经在美国用很多数字证明,美国如果不买我们中国产品的话,恐怕它的通货膨胀率至少要比现在上升两个百分点。我们对欧盟的出口也有增长,去年增长了11%。可惜今年上半年只增长了6.8%,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因为今年上半年,欧盟在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检查出某些不合格的地方,而禁止中国的动物源性的产品出口,同时对中国进行了最多的反倾销调查,这就影响了中国和欧盟的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刚才塞利耶主席先生说中国对法国出口的产品和投资要求太苛刻了,现在看起来不是我们要求太苛刻了,而是欧盟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要求太苛刻了。因此,我们希望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能够尽快得到妥善解决,使我们之间的贸易能够像预期的那样以10%到20%的速度来增长。这样,就可以实现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先生所讲的那样:希望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就是超过美国和日本。
  为此,我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我们双方共同努力,增加中法之间的贸易额。说老实话,现在法国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还落后于一些欧盟国家,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也就是说,欧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额,法国只是排在第五位。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法国能成为第一位。
  第二,增加法国企业家在中国的投资。最近几年,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我想在座的企业家都能体会到这一点,而且将会有更大的改善。所以,我希望法国的企业家更多地到中国去投资。像阿尔卡特公司,它的总裁是我的老朋友,最近它扩大了在中国上海合资企业的投资。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我相信它在将来会获得很大的成功。
  第三,增加我们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中国正在调整产业结构,将会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以信息产业为主的各种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上。在这一方面,中国和法国的合作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因为法国在某些高科技领域是占有很大优势的。明天我还要去图卢兹参观空中客车公司和阿尔卡特空间中心。我们正在努力地推动中法两国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昨天我对希拉克总统说,我呼吁欧盟解除对中国的军火出口限制。我刚才也对塞利耶主席先生说了,我希望法国的企业家不要把军火卖给中国台湾地区。你们把那些军火卖给中国大陆吧,我们有2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把军火卖给中国台湾地区,只会造成台湾海峡形势的紧张和战争的危险。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把军火卖给中国大陆,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
                  第53节:在法国工商界欢迎会上的演讲和答问(2)
  第四,加强中法两国之间中小企业的合作。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中小企业家。中国虽然也有一些大的企业列入了世界500强,但是中国绝大部分企业是中小企业,而我们非常迫切地希望吸收法国发展中小企业的经验。我想,中法两国加强这方面的合作是有广阔空间的。
  第五,加强环境保护和农业方面的合作。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已经采取了重大步骤。中国已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有史以来最重大的环境保护和改善生态运动。法国在这一方面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我们应该在这一方面进行合作和交流。过去我每一次访问欧洲,包括法国,看到到处都是绿色的,非常的羡慕、非常的“嫉妒”。当然,你们也许有不是绿色的地方没让我看,但我看到的都是绿色的。中国现在由于粮食供过于求,我们打算把大量山坡上的农田变成森林,在中国叫“退耕还林”。中国在过去3年间,已经把300万公顷的粮田改变用于造林;今后5年,我们还会把600万公顷的粮田用于造林。法国有先进的农业技术,我们非常迫切地希望跟法国进行农业、林业,包括食品加工工业方面的合作。
  我已经讲了5条,还可以讲10条,但我还是愿意把时间留给大家提问。
  谢谢!
  问:我是道达尔公司的代表。我现在想请问总理:中国已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现在,全球都要付诸行动了。由于中国在能源方面需求很大,尤其在电力生产方面需求很大,你是否认为中国还能维持以煤为主的火电生产,还是愿意更多地考虑一些新的能源,其中包括燃气等能源?
  朱镕基:中国已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中国将按照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最近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精神与要求,来调整自己的能源结构,使用清洁的能源。中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过去中国煤炭的年产量在13亿吨以上。现在,我们正在减少煤炭的生产,并且花了大量外汇进口石油,每年我们在进口石油方面花费外汇200亿到250亿美元。中国最近跟澳大利亚签订了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合同,还将跟印尼签订类似的合同。中国参加了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关于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的合作。我们也非常注意在国内推广节约能源的技术,调整能源的结构。比方说使用原子能发电,我们跟法国就有很好的合作,最近还有两个项目相继投产。在风力发电方面,我们跟丹麦有很好的合作。我相信在其他的能源方面,我们跟法国还有很多合作的空间和潜力。我们希望扩大中法两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
  问:我是欧洲宇航防务集团的代表。今天,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地聆听了总理先生的发言。你刚才也谈到,要去图卢兹访问,并且参观空中客车等公司。我想请问,欧洲是否能够满足贵国对航空方面发展的需求?而且,是否可以请你给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指示,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满足贵国在这方面的需求?
  朱镕基:在防务合作方面,我认为,我们过去的合作还是好的,今后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我的代表团里面,有一位国防科工委的主任,也就是中国的国防工业最高主管。他跟贵国的有关部门都进行了会谈,他会充分地阐明这个问题。我相信,如果在这一方面我们能够加强合作的话,中国和法国的贸易额很快就能从欧盟第五位上升到第一位。
  问:我是阿海珐公司的代表。我们公司是由以前的法马通公司,还有高杰马公司、法国原子能署合并而成的。刚才,总理先生谈了法中在民用核动力方面合作的发展前景,并且谈到了贵国两个核反应堆,你也提到了像阿尔卡特公司在上海设立的贝尔那样的合资公司。
  是否可以认为法中以后也可以在民用核动力方面开展类似的合作,比方说建立类似的合资公司?
  朱镕基:我认为是完全可能的。昨天,希拉克总统先生在跟我会谈的时候问,你们的原子能发电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堆型?我说,从我来讲,我是不愿意的,因为那样做不经济。从经济方面来考虑,我们还是愿意跟你们合作。但是,出于政治平衡的原因,那也不得不从其他方面买一点。
                  第54节:在法国工商界欢迎会上的演讲和答问(3)
  问:我是苏伊士水务公司的代表。我们公司在如下方面都有业务:能源方面、水务方面,还有环保方面,水务方面的业务比较多一点,能源方面稍微少一点。我发现,在贵国生产和分销无论是电力还是燃气方面都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在这些方面的经济成本和效益往往都不符合贵国的要求。我的问题很简单,你是否希望在这些方面有私营的公司来贵国进行电力的生产,或是燃气的生产和分配?
  朱镕基: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问:我代表的是科尔贝委员会。科尔贝委员会集合了法国65个主要的高档精品公司。我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贵国是否有意在现有的手工艺基础上,把手工艺业建成创造业和设计业的新型工业?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考虑进行对话。比方说,可以借法国在中国开展“法国文化年”活动的机会,开展一种总体上的交流和对话,不知你有何感想?第二个问题,我们的产品在分销出去时,在销售组织方面往往是借一个国家的首都或著名大城市,在一个比较豪华的区域建立一些分销中心。比如说,你在法国巴黎看到的旺多姆广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美国纽约就是第五大街,在日本东京就是银座。不知道贵国是不是有类似的考虑?比如说,在北京、上海或者其他的城市中心建立一个高档精品的集中专卖区;或者说,在中国的城市建设方面、在城市规划方面,有没有把这一点考虑在内?
  朱镕基:你的建议是非常好的,我们会很好地考虑这一建议。你讲到的那种大城市的精品商店,我们还是有的,可是没有达到你所要求的标准。我觉得,跟你的合作对我们将是非常值得的。我们的外经贸部长石广生会跟你取得联系,考虑你的建议,并且跟你合作。因为你对中国文化有很深入的研究,从丝绸到漆器到瓷器你都了解,我相信你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比我强,但是比希拉克总统可能还差一点。
  问:我是威望迪环境公司的代表。在这里,我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环保方面有很大的融资方面的需要,当然,现在很多是靠各个城市进行融资,来筹措资金的。我们也跟中国的银行建立了很良好的关系。我的问题很简单,在环保方面进行筹资的时候,我们非常希望能拿到更长期的贷款。比方说,从拿人民币贷款来讲,是否能拿到15年或者以上期限的贷款?第二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是否可以授权贵国的各级政府来直接地借资金或者由它们来对于筹措的资金进行担保?第三个问题,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就是在上海有一家公司进行了水的处理和分销这样的业务。我不知这样一个成功的例子能否在中国其他地方效仿或者推广?
  朱镕基:中国在发展环保事业方面是不遗余力的,而且也会采取很多的鼓励措施进行有关环保方面的合作,包括融资方面。你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既然已经存在了,它当然一定会发展。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个别的例子,而是一种政策。在融资方面,我们会考虑你的意见,采取一些政策措施。中国现在不缺资金,缺的是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问:总理先生,我是阿尔卡特公司驻中国的代表。你刚才所说的上海贝尔公司,正是在你的支持和关心之下扩大投资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担心,就是中国政府能否把上海贝尔公司看待成中国的一家企业,特别是在出口信贷和出口优惠政策支持上,能够像支持“中兴”、“华为”一样支持上海“阿尔卡特”?这是我要问的问题。
  朱镕基:这个问题我们回去再说,好吗?
  问:我是CNP(法国国家人寿保险公司)公司的代表。在这里并不是向总理先生提问,只是表示感谢,感谢贵国政府的支持,使得我们同中国的国家邮政局签订了一个合作的协议。我也非常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比方说,在得到适当的委员会批准之后,能够在中国开展银行、保险方面的业务,因为我们这家公司在法国已有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和成功经验。
  朱镕基:感谢你的合作,希望你成功。
                  第55节:在法国工商界欢迎会上的演讲和答问(4)
  问:我们刚刚收集到一些用纸条写上来的信息,我想向总理先生转达一下。第一个问题,现在中国方面是不是已经确立了一个时间表,就是在什么时候人民币能够实现完全自由兑换?
  朱镕基:中国在经常项目项下已实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但是在资本项目项下,我们还没有实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关键问题在于证券投资方面。现在,在中国的证券市场还极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很担心那样做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危机。因此,我们对何时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目前还没有考虑。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批准了一些外国银行,包括法国的银行,可以在中国进行人民币的存款和贷款业务。同时,我们也正在以各种形式来使外国的投资能够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进行投资。
  问:我是法国国家干邑酒行业办公室的代表。总理先生,我们跟贵国已经开展了有关农业产品方面的合作,比如在干邑酒、龙井茶两方面开展了很多的合作。我们看到贵国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在检疫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在法律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不知道是否可以请总理先生谈谈对于像这些高质量的农产品,也就是说,在一些原产地域保护的产品方面,贵国希望今后能够怎样使合作发展下去呢?总理先生有何希望、有何建议,怎样在这方面促进两国合作的发展?另外,这几年的发展经验也使我们深有体会,我们非常关心打击假冒产品这个范畴。也请总理先生谈谈贵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朱镕基:中国在出口产品方面是实行严格的监督和质量标准的,而且越来越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刚才也讲过,中欧双方的贸易纠纷很多是出现在检验检疫方面,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我们双方的重视。当然,贵国检验到我们的某些出口产品不合乎欧盟的标准;同样,我们也检验到欧盟方面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有的不符合国际标准。中国政府肯定会在将来加强对这方面的监管、检验,从而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标准。我也希望,我们双方在这些方面进行合作,包括进行技术合作;同时加强磋商,避免发生贸易纠纷。
  看来,你们对我提的问题也差不多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到中国去继续讨论。我邀请塞利耶主席先生访华,在座的谁愿意去的话可以跟着他去,我到时会见你们,再回答你们的问题。现在轮到我向诸位提出一个问题了,可以吗?那就是中国申请2010年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如今将要进入最后的阶段了,今年12月就要举行投票了。我在昨天会见了国际展览执行局的主席和秘书长。他们都承认上海是一个理想的地点,上海的条件优越于其他的竞争者;他们也承认如果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话,参观的人数将打破世界纪录。前年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世博会,我去参观过。它的参观人数只有1600万人。我告诉主席和秘书长,上海就有1600万人。我会动员上海的每一个人,包括小孩子都去参观,这样,规模就会超过汉诺威。而且我相信,如果在上海举办世博会,一定会促进在座的各位企业家的商机。那么,我问主席和秘书长,现在还有什么问题阻碍中国举办世博会呢?他们说,那是政治和外交的问题。因此,我呼吁在座的企业家,请你们向希拉克总统施加“压力”,让他同意支持在中国上海举办2010年世博会,我相信希拉克总统很希望接受这种“压力”。如果你们同意支持中国上海举办世博会,同意向你们的政府施加“压力”,请你们鼓掌;否则,可以保持沉默(全场鼓掌)。谢谢!
                  第56节:在法国谈吸引海外人才等问题
  在法国谈吸引海外人才等问题
  (2002年9月28日)
  (2002年9月28日晚,在图卢兹市政厅出席图卢兹市长布拉齐举行的宴会后)
  记者:大家都很关心马上要开中共十六大了。这次你在访问欧洲的时候,有没有跟欧洲领导人介绍一下中共十六大准备的情况?
  朱镕基:没有在正式的场合里谈过,个别会见的时候谈过。
  记者:他们很关心。能不能向我透露一下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朱镕基:我都不知道,怎么向你透露?我只对外国人讲:你放心,我们的政策不会变化,中国同你们友好合作的路线不会变化。只告诉他们这个,别的我没办法透露。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透露?
  记者:你那时候请了一些香港人才到内地工作,你说人行的副行长一直没有找到人选。现在查太[1]在中国证监会也快任期届满了,大家说她要回来了。她说在内地干的时候也不是太顺利,可能压力也蛮大的。以后在吸引人才方面,会不会再请一些海外的人才、专才回来,协助中国在一些专业上发展?怎么吸引他们,让他们安心地工作?
  朱镕基:我们认为她干得还是很顺的,而且她这个人是很强的,特别是在整顿证券市场秩序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你说不顺主要是互联网上面说的吧。在互联网上面,不要说史美伦有人会攻击她,攻击我的也多得很,比她的还多。这个没什么,这个不代表中央政府的意见,也不代表内地大多数人民的意见。互联网上很多都是股民,有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在里面,你触犯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要发表一些不满的话。我认为她干得很好。
  记者:会继续吸引一些海外人才吗?
  朱镕基:那当然。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因为这是中央的政策,已经规定了的。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是港澳珠大桥,中央已经派人到香港和珠海去了解情况,让他们做一些可行性的研究。中央方面认为这个大桥会不会带动珠三角地区的发展?
  朱镕基:我们还没有讨论这个大桥,也没有提交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现在还在下面酝酿,我听说有不同的意见,有赞成也有不赞成的,在香港内部有不同意见,在广东也有不同意见。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等大家各抒己见之后再来分析比较,现在还没有提到我们审批的日程上来。
                  第57节:在菲律宾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1)
  在菲律宾工商界午餐会上的
  演讲和答问
  (1999年11月27日)
  尊敬的贸易工业部长何塞·帕多阁下,
  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高兴有机会与菲律宾工商界的朋友们见面。在座各位都是菲律宾知名的工商界人士。长期以来,包括诸位在内的贵国企业家致力于同中国开展经贸交往和互利合作,为推动中菲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此,我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
  中菲两国隔海相望,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以来,在双方政府和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下,在众多领域的友好和互利合作不断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此次访菲,我同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总统阁下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进行了很好的会谈。我们一致同意推动双方政府部门和企业探讨新的合作方式及领域,充分挖掘潜力,把中菲经贸合作不断推向前进。
  女士们,先生们: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包括菲律宾和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困难。在菲律宾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贵国经济开始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我们作为菲律宾的友好邻邦,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1998年以来,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带来的困难,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特别是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预计全年经济增长7%的目标可以实现;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虽然在经济发展中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但我们相信,通过增加有效需求、加大调整和改革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可以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迈入新世纪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将越来越密切。我们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11月15日,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WTO签署了双边协议。随着加入WTO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对外开放将迈出新的步伐。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推进,为各国与中国扩展经贸合作和国外企业家来华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重点发展农业、水利、能源、交通、电信、原材料、环保、高技术等基础设施和产业。可以说,中菲两国的互利合作正面临新的发展契机。下面,我愿借此机会就如何加强中菲经贸合作谈几点看法:
  第一,农业合作将是双方经贸合作新的重点领域。今年,两国农业部长签署了《中菲关于加强农业及有关领域合作协定》,为双方拓宽农业合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埃斯特拉达总统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积极倡导“粮食安全”政策,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成立50年来,在农业发展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在种子、农机、水利、化肥、农药、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中国愿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帮助菲律宾发展农业。中国的农机产品比较符合菲律宾的实际需要,价格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已经向菲方提供了部分优质农机具和水稻良种。我们还将根据需要和可能选择更多的合作项目,提供优惠的合作条件,推动两国农业合作深入发展。
  第二,进一步挖掘双边贸易潜力,促进经贸关系健康、平衡地发展。90年代以来,中菲双边贸易稳步增长,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也仍然保持了增长的势头。但中菲贸易同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贸易相比,总量还不大,有待双方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工商界人士作出更大的努力。我们对扩大双边贸易的态度是积极的。我们已经注意到中方存在贸易顺差问题,将继续积极采购菲方商品,希望菲方能够多提供有竞争力的货源。
  第三,积极推动双向投资的发展。双方可以在交通、通信、纺织、能源和科技等领域发展互利合作,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积极鼓励双向投资与技术合作,逐步扩大合作规模和领域。中国政府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家来菲律宾进行考察和投资办厂,也欢迎菲律宾企业家到中国去投资和寻求合作。
  第四,支持和鼓励两国企业开展合作。在促进两国大企业加强合作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双方政府部门对此要共同加以政策引导,为企业之间的合作提供便利条件。
  女士们,先生们:
  中菲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两国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面临的共同任务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中菲经济有较强的互补性,开展互利合作的潜力很大,完全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互学习、借鉴和补充,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我相信,我们一定能使两国经贸合作在新世纪里获得全面、深入的发展,并迈上新的台阶。
  谢谢!
  问:我的问题是这样的:菲律宾工商界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菲律宾华人的经济实力在菲律宾整个工商界经济实力中所占比例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我们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状况没有相应的、很大的改进。我想请教阁下,对此你有什么评论?
  朱镕基:我没有十分理解你这个问题的意思,因为我们对菲律宾的贸易并不只是对菲律宾华人的贸易。我只知道几年以前中菲贸易总额是几亿美元,现在是几十亿美元,可见中菲贸易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至于其中对菲律宾华人的贸易额是多少,我不清楚。在中菲贸易总额中,菲律宾方面有逆差,中国方面有顺差,去年大概是10亿美元。中国方面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改善两国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我和埃斯特拉达总统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明确表示,只要是在中国市场有需求的产品,我们就愿意优先从菲律宾采购。我们也希望你们多到中国去推销你们的商品,我们的国际商会可以为你们访问中国提供帮助。我们还希望你们卖给我们真正需要的产品,不要老是卖给我们香蕉。其实,即使是在香蕉的进口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优先从菲律宾进口的政策。你们的总统和参议长都很关心香蕉出口问题,他们都跟我讲,希望我们更多地买菲律宾的香蕉,并且降低从价税。对于你们总统和参议长的意见,我是非常重视的,马上就打电话回国,把这方面的数字查来了。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今年1到10月份,我们从菲律宾进口的香蕉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0%。我向你们保证,明年我们还要进口更多。关于从价税的问题,我们对菲律宾是330美元一吨,比从别的国家进口低100美元,但你们还是认为太高,希望降到250美元一吨。我们愿意考虑你们的意见,再降低一些,但是不是能降到250美元,我现在还不敢说,因为还得回去跟有关部门商量,还得有一个决策的过程。但是我保证,一定降低!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减少走私,使我们的关税不至于减少得太多。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第58节:在菲律宾工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和答问(2)
  问:曾经有人建议,东盟要像欧盟一样搞一个东盟的共同货币,请问阁下对此持何看法?
  朱镕基:关于地区货币问题,我想这不是一个很容易达成协议的事情。即使是现在的欧盟,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加入了欧元区。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先考虑如何加强金融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如何加强对国际金融的监管,使国际金融投机不再肆虐亚洲,造成亚洲的金融危机。当然,我们亚洲国家可以就如何加强在金融方面的合作进行协商。我想,“10+3”的财长和行长、副财长和副行长的会议,在这个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希望这种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问:阁下,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请问你对东盟的经济发展前景持何看法?另外,外界还在怀疑人民币可能会贬值,你对这个问题能不能再做一些解释?
  朱镕基: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国家自力更生,团结互助,或前或后、或多或少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我相信,最困难的时期现在已经过去。当然,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还有待于继续解决,比方说,经济结构如何调整,如何加强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问题就还没有完全解决。那么,再一次遭受金融危机的袭击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对于东盟各国的经济复苏和经济发展是乐观的。中国愿意加强和东盟各国的经济合作,这也有助于双方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关于中国的人民币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尽管中国的出口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可是中国仍然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而且,我们还通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向东南亚国家提供了60亿美元的帮助。现在,人民币没有受到贬值的压力,因为今年1到10月份,中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2%,而上半年中国的出口是下降的。中国加入WTO后,我们渴望明年外商投资进入中国的数量会比今年增加。中国的国际收支现在是平衡有余,外汇储备在不断增加,到10月底已经达到1520亿美元,我相信到年底会超过1550亿美元。因此,根据对各种情况的判断,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的人民币不会贬值。
  问:阁下,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在整顿官僚作风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缩减了政府的规模。菲律宾政府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请问你对此有什么评论?
  朱镕基:我们看到菲律宾政府和中国政府一样,都在致力于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和精简机构,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双方可以互相交流这方面的经验。
  问:阁下,中国在1000年前就在世界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的中国非常繁荣,也非常爱好和平。请问,你认为中国在下一个千年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朱镕基:确实,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中国有12.5亿人,曾经有人预言,中国养不活这么多的人口。但是我们非常重视农业,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和你们的总统是有共识的。经历过许多挫折以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发展农业的正确道路,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农业技术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从1996年开始,我们每年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都实现了自给有余。现在中国全社会的粮食库存达到了5亿吨,相当于中国一年的粮食产量。也就是说,中国以后不论遭遇什么样的自然灾害,即使一年以内一粒粮食也收不到,我们的人民也不会饿肚子。所以,我们才敢于向贵国和贵国的农民介绍我们的一些经验。我们的农业部长刚刚访问了你们国家,据他估计,只要你们现在所有种稻子的稻田都采用中国的杂交稻和中国的技术,就可以提高产量50%。我们将提供资金,和贵国合作,建立一个农业技术中心,无偿地为贵国的农民提供经验、提供良种、提供农机具,无偿地帮助贵国的农民发展农业。除了农业以外,在很多基础工业方面,从总量来讲,中国都处于世界前列,有的还处于第一位。比方说,我们钢的产量、煤炭的产量等,都是世界第一的;在程控电话的装机容量方面,我们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中国的人口很多,如果按人口平均的经济总量来说,那么中国就很落后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亚洲的一员,是东亚、东南亚的一员,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互相帮助,共同发展。
  我非常感谢主席先生发表的友好的讲话,我想这是他对于中国人民发表的友好讲话。至于对我个人的赞扬,我认为是言过其实。我既不是“经济沙皇”,也没有形成什么“朱镕基经济学”。因此,我向大家发出忠告,你们如果按照我讲的去做生意,你们可能会赔本。
  欢迎大家到中国去,加强相互的了解,共同促进中菲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
                  第59节: 在南非谈可持续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1)
  在南非谈可持续发展和加入
  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
  (2002年8月31日至9月6日)
  (2002年8月31日下午,在下榻的开普敦纳尔逊山庄饭店会见中国驻开普敦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后)
  记者:总理,这次你来参加联合国第一届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大家都很关心。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很多像人口、环保,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有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你是怎么看的,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解释?
  朱镕基: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议,当然也寄托着希望。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坚持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所确定的一系列的原则,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改善环境,发达国家应该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给他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这样,整个地球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缩小贫富的差距。
  记者:对中国本身面临的贫富差距,政府有些什么措施?
  朱镕基: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
  经获得了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刻认识,也可以说获得了很多教训。中国在最近几年里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进行了很大的投入,几年相当于过去几十年,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当然,中国国力还不强,我们还有很多困难,愿意跟发展中国家一起交流经验,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在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也缩小贫富的差距。
  记者:再想问一下,关于北京、上海、深圳的居民可以免签证到香港去一日游,现在在等中央批准,你对此有什么考虑,批不批准这
  个措施?
  朱镕基:还没有把这个建议给我,要给我,我就画圈。
  (2002年9月3日下午,在约翰内斯堡会见南斯拉夫联盟总统科什图尼察后)
  记者:关于个人所得税问题,大家有一些担心,可能对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有一些打击或者冲击。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朱镕基:按照法律办事,无须任何担忧。现在实际存在的情况,是有不少的人不缴个人所得税。应该说,在税法方面也还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很多工厂业主采取的一种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一切开支,都打到工厂的成本里去,他自己不拿工资,不拿工资也就不用缴个人所得税,这样就把税给漏掉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做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记者:是不是涉及税制改革的问题?
  朱镕基:这不是税制改革的问题,应该说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在法律条文上要更加严格一点、具体一点。
  记者:对公司管制和会计制度方面,是不是会有或一定有新的要求?
  朱镕基:没有什么新的要求,早已经都规定了。但是,过去在碰到这种情况时该如何处理,没有讲得很清楚。照道理讲,这就叫偷税,就叫漏税,就叫逃税。有些民营企业家,一年的花销就有好几千万元,按照我们的税率,个人所得税就应该缴45%嘛,结果他们一个子儿也不缴,都在工厂成本里开支。杨景宇,我讲得对不对?你现在给我纠正一下,免得报道以后有问题再纠正。
  杨景宇:总理说得完全正确。
  朱镕基:这点很明确,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是应该坐牢还是应该补税,还是应该怎么样?应该更加明确。
  记者:现在内地有人觉得个人所得税税率比起其他地区偏高,你们会不会考虑做一点调整?
  朱镕基:个人所得税税率是不是偏高,现在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过去制定个人所得税税率的时候,累进制税率制度是参考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最高为45%。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有意见,说这个税率太高了。就是说,有一些靠自己辛勤劳动,凭本事赚来的钱,你把税收得太多了。另外一方面,这也不利于外资到中国内地来。很多外资企业,很有名的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很愿意把总部设在上海,或设在北京,但因为个人所得税税率太高,它们的员工不愿意来。这方面香港有优势,我们没有这样的优势。
                  第60节: 在南非谈可持续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2)
  记者:这样会不会阻碍吸引人才?
  朱镕基:有些人认为所得税税率偏高会阻碍吸引人才,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杨景宇,讨论得怎么样?你说说。
  杨景宇:已经讨论两年了,有各种方案,要计算出各阶层收入者税后怎么样能够更加公平。现在一直在抓紧研究。
  朱镕基:这个变动影响很大,要审慎一点,继续讨论。
  (2002年9月6日上午,在下榻的约翰内斯堡帕拉佐洲际饭店)
  记者:加入WTO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有关政策会做调整吗?
  朱镕基:因为进口关税减少了,这对我们财政有很大的损失;而出口对我们税收没有好处,我们都是免税的,或者退税的,但是对拉动国民经济肯定有好处。到目前为止,出口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得多。去年11月份,我曾经估计今年出口可能是负增长或者零增长,但到7月份实际增长14%,这很不容易,看样子还在发展中。这说明加入WTO以后,对中国“走出去”的战略也还是有好处的。其他的,我们也没有什么新的政策。
  记者:现在外界估计国内经济的增长率会达到7.9%,你会不会调高对今年增长的预期?
  朱镕基:他们预计8%,我也没什么高兴的,我最关心的是我们口袋里收的钱有没有增长。我最担心今年的财政赤字可能会超过我们的预算,那我这总理就失职了。所以我们下了死命令,一块钱也不能超过,要执行原来的计划。现在最大的影响就是海关关税的减少。
  记者:有人偷税?
  朱镕基:不是。降低关税税率了,降了3个百分点,相当于600亿元人民币啊。
  (2002年9月6日上午,在约翰内斯堡希尔顿饭店会见中国驻南非使馆工作人员后)
  记者:刚才采访素·帕猜,他说希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新一轮谈判里面,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你这次讲话也呼吁发达国家消除贸易壁垒。你觉得中国在新一轮谈判里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朱镕基: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我估计是非常艰巨的。中国总是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跟大家一起争取平等的权益。素·帕猜当WTO总干事也有好处,他对发展中国家情况的了解比较深一点。
  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金融业开放方面是“WTO Plus(超WTO)”。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讲法?
  朱镕基:我还没听到过“WTO Plus”这个说法。
  我刚才跟素·帕猜讲,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差不多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立法方面的修改,就是使我们的法律法规同WTO的规定相一致,这个我们已经全部完成了。另外,我们认为已经兑现了或者履行了我们在加入WTO时所作出的承诺,哪怕这些承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困难。比方说,我们今年降低了3个百分点的关税,3个百分点就意味着600亿元人民币啊,600亿元财政收入,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中央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我不是讲全部的财政收入,因为关税是中央的收入,是减了中央的钱啊,地方的钱中央收不上来。所以,要保持财政的平衡,不要增加赤字,很困难。我回去马上要开大会、作报告,要求大家增收节支,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够实现这一点。素·帕猜说:“据我所知,你们得到了好处啊。”我说,我们是得到好处,扩大了出口,但在现在这个阶段,扩大出口所增加的收入同关税降低所减少的收入比起来还不够。但是我相信,再过一两年,我们还是会好的。我过去就讲过,加入WTO利大于弊嘛,我们最后总是会得到好处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困难,虽然困难,我们也一定履行承诺,说话算话。我还说,根据我的了解,最近有一些对中国的指责啦,来自于发达国家,说中国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或者说是不公平待遇啦;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说美国人指责中国边境贸易违反了WTO的规定啦。不管什么指责,中国都耐心倾听,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的。素·帕猜也说,complain(抱怨)总是有的。到目前为止,他没有看到正式说中国有什么问题。他认为,中国还是履行了承诺的。
                  第61节: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的演讲和答问(1)
  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的
  演讲和答问
  (1999年4月13日)
  麦克多诺[1]主席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麦克多诺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今天讲了很多过分赞扬我的话,我实在是担当不起。但是我非常感谢他,感谢美国的纽约经济俱乐部和美中贸易关系委员会举行这样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刚才受到大家这样热烈的欢迎,我们确实是非常感动。我愿借此机会向在座的诸位,并且通过你们,向纽约市、纽约州的人民,表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崇高敬意和美好祝愿。
  我们已经访问了美国的5个城市,从洛杉矶到华盛顿、到丹佛、到芝加哥,我们昨天晚上到达纽约,明天要到波士顿。今天下午我接受CNN采访的时候,记者小姐问我,你最喜欢美国哪个城市?我回答说,我都喜欢。她说,你说话很像一位外交家。但是今天,我可以在这里说,我最喜欢纽约。我讲这个话是我心里的感受,因为我今天上午去访问NASDAQ的时候,经过你们的East River(东河),看到旁边的高楼大厦,就想起了上海的外滩。我想,上海就是中国的纽约。
  中国政府代表团这一次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访问美国,我们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尽管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准备在美国被打得鼻青脸肿。我曾向尚慕杰大使请教,我怎么才能不被打得鼻青脸肿呢?他说,你要always keep a smiling face(总是面带笑容)。但是我脾气很坏,要我装出笑脸,我是装不出来的。虽然没有装出笑脸,我仍然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因此,我觉得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保持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这样一个政策,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致的政策。首先,是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打开了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大门,我很高兴今天能够会见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是民主党的卡特总统建立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然后是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进一步地促进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然后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通过成功的互访,致力于建立一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认为这种友好关系不但是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也是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两个国家合作,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尽管我们两国的关系中间目前出现一些困难、一点波折,但是我完全相信,这种波折、这种困难,在中美友好关系的历史长河中间,它们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们希望这一点小小的乌云即将过去,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灿烂的阳光即将到来。
  这次,我们政府代表团在华盛顿和克林顿总统进行了非常友好和坦诚的会谈,我认为是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在加入WTO问题上,我们认为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双方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的谈判已经接近于完成了。据美国方面的有些人士分析,现在已完成了95%,照我看起来,99%已完成了。今天下午两点钟,克林顿总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他,在我经过的这几个城市,我跟许多的国会议员,跟许多的政府官员,也跟许多普通的美国老百姓谈话和接触。其结果是,我深刻地体会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我认为,他们都是赞成中美两国友好,赞成中国尽快地加入WTO的。克林顿总统回答我说,他跟我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双方商定,我们今天晚上还要发表一个新闻公报,宣布双方同意继续抓紧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双方将要在4月底前,在北京继续抓紧这个谈判。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达成协议,这个协议不但是有利于中国,照我看来,这个协议更有利于美国。作为一个工程师,我比我们美国方面的谈判对手更理解中国所作出的让步对美国人有多大的好处。我举一个例子,在电信产业的开放方面,中国过去是不对外开放的,这次我们决定在移动电话方面引进美国的CDMA系统。中国和美国来共同开发在中国采用CDMA系统,同时允许美国公司来参股25%到30%。我想这对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它的前景是极为广阔的。至于在农业方面中国作出的让步,你们在我们已经签订的《农业合作协定》上就可以看出来。这次我在华盛顿,和戈尔副总统共同主持了第二次中美环发会议的开幕式。我在会上说,中国目前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工程,中美两国在能源、环境保护和电信产业这些方面的合作会提供几千亿美元的市场。今天中午,我和美国的银行家共进午餐,在这个会上见到莫里斯·格林伯格先生,我的老朋友,我跟他进行了谈话。我告诉他,在我当上海市长的时候,我赞成AIG(美国国际集团)在上海建立它的分公司,在那个时候,我曾经被某人指责为“卖国”。但是AIG进入了中国以后,不但使AIG在中国发展得很好,而且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向AIG学习了很多保险方面的经营管理方法,它们比以前发展得更快了。可是,让AIG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设立分公司的时候,还是遇到很大阻力,尽管我当时已经是副总理了,还是没能满足格林伯格先生的要求。他抱怨说,他已经从一个女孩子等成一个老太婆了。我们现在已经批准AIG不但在上海和广州,而且在深圳和佛山,都设立它的分公司。而且我告诉他,你稍微再耐心地等待一下,不要过多久,起码在你退休以前,你可以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设立你的分公司。请你们不要误会,我讲的是AIG,实际上指的是所有的美国公司。因此,我觉得现在不存在什么“中国威胁论”,应该把它改个名字,叫做“中国机遇论”。今天的午餐会上,一位银行家问我,美国金融方面的经验,你觉得哪一点中国是可以引进的?正如今天CNN的记者问我的一样,你能够从资本主义学到什么东西?我今天的回答就是说,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包括金融发展的经验,中国是可以引进或借鉴的。当然,这必须适合中国的特点,要有中国的特色。
                  第62节: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的演讲和答问(2)
  我在华盛顿的时候,跟你们美国的,被你们称为“拯救了世界经济的三位marketeers(市场管理者)”——格林斯潘先生、鲁宾先生和萨默斯先生进行了交谈。格林斯潘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建议说,你们应该把社会保障机构同国有企业分离。我说,我完全同意。他告诉我,你还必须把银行的不良贷款和银行本身分开。我告诉他,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正在这样做。我刚才跟麦当那先生讲,日本人谈论了很久怎样建立bridging bank(搭桥银行)来解决他们的坏账问题。我相信,中国的坏账比例没有他们那么高。但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他们建立了搭桥银行。中国参照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已经成立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把银行的不良贷款分出来了。这样有利于国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改善,同时也有利于回收不良贷款。总之,我认为美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值得我们学习。在这一次访问中间,我们也确实学习了很多东西。
  在我们即将结束对美国的访问之际,我要向克林顿总统和美国政府,对他们给予我们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也要对美国人
  民在我们访问过程中间给予我们的深情厚谊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尤其要向在座的诸位朋友对我所表示的如此热烈的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
  美国前商务部长霍伯特·弗兰克林:感谢主席先生,感谢总理先生。今天很荣幸你能光临此次晚宴。美中未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达成最终协议显然是令人失望的。我高兴地得知你今天与总统先生通了话。在你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公开发言中,显示出对我们政治体制的深刻感受和理解。你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国内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或困难?
  朱镕基:我非常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确实会在中国遇到困难。因此,我在这里跟诸位讲我们做了最大的让步,但是香港的报纸说,我到美国来就是给克林顿总统送“大礼”的。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再讲了,再讲下去对克林顿总统很不利,这会被说成是political contribution(政治捐献)。但是老实说,我们确实是做了让步,而且是相当大的让步。是不是我们非要加入WTO,没有WTO我们就活不下去呢?不是这样的。我们谈判了13年,在这13年中间,中国不但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还可以等下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让步呢?第一,我们是从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出发的。在当前,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对中国不高兴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达成这个协议,能够推动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推动由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建立的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第二,是由于邓小平先生所奠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对于加入WTO以后所引起的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的市场所带来的冲击,现在的承受能力大大加强了。同时,中国人民的认识程度也大大地提高了。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只有引入这种竞争的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自己的国有企业发展,促进我们的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就是大前年,我跟乔治·费舍先生谈,请他的柯达公司来中国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某人第二次称为“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柯达公司进入了中国,大量地投资,促进了中国胶片工业的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最近在春节活动的时候来对我讲:“我以前错了。”我相信,今后我不会第三次被称做“卖国贼”了。我认为,这种让步对于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
  罗伯特 · 福迈茨:首先,朱总理,让我和主席先生、弗兰克林女士一样,欢迎你今天晚上的光临。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近几年来你们在中国一直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即关于法制改革的问题。在你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你强调了加强法律制度和法治。我想请你谈一谈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及在未来几年中对人民、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第63节: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的演讲和答问(3)
  朱镕基:感谢你的提问。我认为,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是中国当前迫切的任务。所以,在最近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相当于你们美国的国会)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对中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的修正案,就是特别地强调要依法治国,要把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我在美国的时候,很多朋友向我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我首先告诉他们,中国的人权确实是有史无前例的进步;同时我也承认,我们的人权工作还有缺点。我们愿意听取朋友们的意见,来改进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家都知道,江泽民主席和中国的领导人,包括我,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长期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而斗争。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在今天,反过来要侵犯人权、要压制人权呢?请你们一定要了解,中国跟美国是不同的。中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50年,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你们低很多,我们人民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也比你们低很多。在这样的国家里,完全采用你们的民主形式,那是不可能的。要实行法治,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司法队伍,必须要有相当大的一批合格的法官,同时也要有很多合格的律师。可惜的是,你们美国的律师太多了,我们中国的律师太少了。所以,不是我们害怕民主,不是我们不愿意实行法治,更不是我们要侵犯人权,我们要根据中国的条件,逐步地改善,逐步地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的法治的国家。当江泽民主席和我发现了有侵犯人权事件的时候,我们比你们还着急,我们比你们还气愤。中国有12.5亿人,太着急是不行的,得不到好的效果。但是我完全相信,中国的人权一天比一天在改善,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我们愿意听取朋友们的意见。
  霍伯特 · 弗兰克林:尽管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增长都会放慢,你仍然在推进多方面的经济改革。这些情况已经带来了失业的上升,而且这要求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鼓励更多的竞争。这种雄心勃勃的改革、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增长的减缓、失业的上升,种种汇集在一起,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挑战。你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朱镕基:确实,人口太多是中国最伤脑筋的问题。尽管我们相信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但是要发挥人的作用,还需要一个过程,就是他要受教育,他要能够得到发展。而在当前,这么多的人口,对我们的国民经济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中国目前农业还是容纳人口最多的一个产业。我访问了芝加哥的普通农场,跟普通的农场主进行了谈话,我发现他们每一个家庭所耕种的土地相当于中国一个农民家庭的1000多倍。但是,中国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面付出了大量细致的劳动,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所以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过去要好得多了。特别是,我们现在提倡农业产业的多样化,向加工、畜牧等等农产品加工方向发展,因此农民收入提高得很快。国有企业确实目前面临着一个失业的问题,去年年初,曾经有1000万国有企业工人失业了。但是由于我们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失业的职工,或者说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因此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定。经过我们的努力工作,在去年一年,已经有600多万失业工人获得了再就业,因此,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只剩下600万失业工人了,这600万人里包含新增的200万人,他们还享受着社会保障。我们这种机制给中国的国有企业带来了新的希望。因为过去的国有企业的工人是不能下岗的,不能失业的,他们的工作叫做“铁饭碗”,现在我们打破了这种“铁饭碗”,鼓励了竞争,我想这对于国有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同时,由于中国的第三产业极不发达,这里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我们并不担心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相反地,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因此,我们现在不害怕竞争,不害怕外国企业进入中国或者外国产品进入中国所引起的竞争。当然,我充分地意识到失业和再就业问题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非常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可能就要下台了。
  罗伯特 · 福迈茨:朱总理,就像你在向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一样,某些国有企业非常成功,并参与了市场竞争,而有一些却不尽然。你如何描述成功国有企业的管理实践以及政府用以加强这些企业管理实践的激励措施?
  朱镕基: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将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化,也就是说,把这些大型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在股票交易市场上卖给公众。而且我们完全把这些企业跟政府分开,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够直接管理这些企业。政府各个部门只负责政策的制定,让这些企业能够自己独立地、公平地竞争。至于中小企业,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把它们搞活,包括把它们卖给私人。所以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把政府和企业严格分开,它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在华盛顿的时候,我和戈尔副总统主持了一个企业界的座谈会,其中有一位企业家提出这个问题。这个企业家刚刚在中国的某个招标里面失败了,所以我想他可能对我们有点不太高兴。他说,我的印象似乎中国并不想外国企业到中国去,而且似乎更不喜欢外国企业在中国赚到钱。我说,中国的政策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国有企业获得的利润是归它自己的,它不要交给政府,它的任务就是向政府交税。你们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你们的利润也归你们自己,中国政府也不要你们的,只要求你们交税。公平地说,外国企业包括合资企业向中国政府交税的纪录比我们的国有企业好得多。那么,为什么我要偏袒中国的国有企业呢?我相信,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使我们的国有企业发展。谢谢。
                  第64节:在斯里兰卡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
  在斯里兰卡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
  (2001年5月18日)
  (2001年5月18日下午,在下榻的科伦坡希尔顿饭店)
  记者:总理,能不能请教你几个问题?美联储连续宣布减息,世界经济放缓趋势难以改变。中国如何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采取一些措施,扩大内需,确保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朱镕基:我们不管美国怎么样,要始终维持人民币币值和利率的稳定。
  记者:在促进内需方面,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经济增长的目标?
  朱镕基:我们在年初制订计划时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足够了。
  记者:总理,WTO的谈判是不是下星期在日内瓦进行新的一轮,目前情况怎么样?现在问题在农产品补贴方面。既然开放是利大于弊,为什么我们不能加快一点呢?
  朱镕基:能否加快不在于我们,在于西方的主要国家,他们在农产品补贴方面不让我们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我们认为不公平。
  记者:你看新一轮的谈判,中国有没有希望早日加入WTO?
  朱镕基:希望总是有的,需要双方作出让步。
  记者:6月份,美国要讨论给予中国PNTR(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问题。你怎样考虑目前的中美关系?
  朱镕基:那我也没有办法。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了,现在就看他们的了。
  记者:中国能否加入WTO对香港经济有影响。香港近几年跟随美国减息了很多,但是消费者的信心、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信心还没有恢复过来,经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请问今后香港经济如何恢复?
  朱镕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会受外界多大的影响,因为主要依靠国内的需求。不论外面发生什么情况,中国还将以7%到8%的速度发展,我想无论如何这对香港是有好处的。香港有希望,不要着急。
                  第65节:在香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的演讲和答问(1)
  在香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
  高级研讨会”上的演讲和答问
  (1997年9月22日)
  尊敬的沃尔芬森行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刚才沃尔芬森行长讲了很多我的好话,但是我不知道我今天的发言能不能值得了每张1250美元的门票,我尽量地做,但恐怕你们还是不能满意。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联合年会前夕,召开这样一个规模盛大的“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是有积极意义的。我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今天的研讨会上,许多朋友的发言都对中国经济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且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对各位的卓识和好意表示真诚的感谢。
  中国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扭转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度出现的过热,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今年前8个月中国的物价涨幅回落到1.4%,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仍将达到10%左右。可以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形势是多年以来没有的。
  我们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有:
  第一条,是加强了农业。1992到1993年工业的高速增长是以忽视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其后果是粮价的飞涨。在1994到1996年3年中,我们两次提高了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价格,并在稳定农村的生产关系、保证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过去两年,粮食产量每年增长都在2000万吨以上。今年夏粮又获得了丰收,虽然由于气候的原因,秋粮可能减产,但全年粮食的产量不会比大丰收的去年减少太多。粮食供应充裕,因此稳定了占居民消费较大比例的食品的价格,这是物价的涨幅迅速回落的重要因素。
  第二条,是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整顿金融秩序,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地抑制了货币过量投放和固定资产投资过度膨胀的情况。与1993年相比,1996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61.8%下降到18.2%,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从37.3%下降到25.3%,从而保证了宏观经济的基本平衡。
  第三条,是从1994年开始,我们果断而不失时机地对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实行了以增值税为基础的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分开的“分税制”,保证了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加,赤字逐年减少。中央银行监督的加强和政策性银行的成立,使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有所改善。汇率改革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促使外贸出口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激增,1994到1996年3年累计吸收外资1000多亿美元,相当于1994年以前10多年总和的两倍。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从1993年年终的180亿美元增加到今年9月15日的1316亿美元。引导企业面向市场生产,调整产品结构,使商品逐步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现在市场上多数商品供求基本平衡或者供过于求,这就为稳定物价奠定了物质基础。
  有一些外国朋友关心,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好形势能不能持久,会不会出现新的通货膨胀?我看不会。因为通过3年的实践,我们已经找到了防范和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只要坚持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这种好的经济形势就可以得到巩固,并且长期地保持下去。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按照我们的设想,本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经济预计平均每年增长8%,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还可能会更高一些;下个世纪的头10年将保持7%的增长速度。这些都跟世界银行在《 2020年中国的发展 》中的预测,极为相似。我们面前有很多困难,但也有很多有利的条件,特别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逐步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就是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近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改革开放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深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已经走上了不可逆转之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江泽民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做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有了新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提高,但这并没有影响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例如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为主导,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而不简单地在于一定要达到一个多大比重。理论上的这个新的突破,必将使企业改革在一些重大的方面得到突破性进展。
                  第66节:在香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的演讲和答问(2)
  当前,中国确实有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不好,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企业机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遗留的困难。一是多年来行政干预造成的重复建设使产品供过于求,因此国有
  企业无法满负荷生产;二是建设项目盲目贪大求全而又缺乏资金,因此迫使银行过量地发行货币、发放贷款,企业债务沉重;三是社会就业压力大,地方政府往往迫使企业过量地招收职工,造成了“一个人的饭三个人来吃”的局面。经过多年来的改革实践,我们已经形成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思路以及一系列对症下药的办法。当前迫切需要改革和建立新的政企分开的投资体制,改革和完善现代化的金融体系,需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将进一步地加大这三项改革的力度,争取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走出困境。
  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国有企业体制的过程中间,金融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近几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我们强化了中央银行职能,实行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发展证券、外汇、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实现了汇率并轨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今后我们将继续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强化中央银行货币调控职能和金融的监管体系,促进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善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和质量,积极稳步地发展并不断规范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掌握现代金融管理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逐步建成一个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防范金融风险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最近,东南亚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动荡,他们正在积极地采取应对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大力地组织帮助。这些国家十几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已经建立了相当雄厚的产业基础,我完全相信他们能够战胜困难,成功地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经济更加稳定地继续向前发展。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各国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加强信息交流与合作,是必要的、有益的。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的措施防范金融风险。我可以告诉大家,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比较充实,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整个金融形势是稳定的,发展是健康的。
  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与世界交往、联系最密切的时期。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
  前不久,我们刚刚宣布,从今年10月1日起大幅度地降低进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降税涉及4800多个税号的商品,降税面达到73%以上。降税以后,平均关税水平将从降税以前的23%降低到17%,降税幅度为26%。这样,我国关税水平从1993年以来累计降低了60%以上。这次降低关税,是中国根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进程,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作出的决定,是逐步开放市场的重要步骤。我们还承诺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关税税率将降低到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在这里还要告诉朋友们,中国将对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项目的设备进口,重新实行一定的优惠政策,那就是减关税。当然,这些外商投资项目首先要符合中国的产业政策,要带来新的技术,而不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今后,我们还将根据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继续稳步开放市场,加快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对外开放的步伐,有步骤地开放金融、内外贸易等服务领域;依法保护外资企业的权益,实行国民待遇,为中外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健全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提高贸易体制的透明度,保护知识产权,改善贸易、投资环境。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中国有12亿以上的人口,又处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稳步扩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了广阔的市场。我仅仅以基础设施为例,本世纪最后5年,中国将要新增发电装机容量8000万千瓦,新建铁路1.6万公里、高速公路2800公里、光纤通信线路15万公里,新增电话交换机8000万门,也许还要更多。预计200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将达到4000亿美元以上。我们欢迎在座的工商界朋友积极到中国去投资,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
                  第67节:在香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的演讲和答问(3)
  中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提出过高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我们感谢许多国家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给予的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香港是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交会点。香港回归中国两个多月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运作正常、很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了认真的贯彻。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不仅是香港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东亚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和信息中心,必将在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回首百年沧桑,不禁百感交集。人类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也取得了以往难以比拟的辉煌成就。展望新的世纪,我们对世界的前途和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的中国,必将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繁荣的中国,必将是一个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
  谢谢大家。
  问: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将以股份制方式改造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我的问题是,企业改革后得到的资金,是否会用于解决国企负担,例如工人养老金、医疗等的需要?
  朱镕基:你好像发表演说,所以我不需要比你更加具体地回答你的问题,我只需要回答Yes or No(是或不是),我的答案是——Yes(是)!
  问:你可否详细说一下中国对外商恢复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安排及原因为何?
  朱镕基:我知道你们对我讲话的这一部分一定是很感兴趣的。但是由于这个决定还未宣布,因此我不能说得太具体,对不起。可是,我可以给你一个希望:1996年4月1日以前,中国对于外商投资进口的设备是采取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的政策;我们在4月1日以后改变了这个政策,对进口的设备恢复征收关税及增值税。为什么?因为我们去年把关税的平均水平从前年的35%降低到去年的23%,我们非常担心财政收入要受到极大的影响,财政赤字将会增加,因此我们实行了恢复征收进口税收的政策。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我们的财政收入有很大增加,我们的实力得到加强,而且根据外商投资者的要求,希望我们继续实行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的政策,我们准备考虑这个意见,而且准备在近期恢复这种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的政策。至于在什么时候,我只能说,尽快。
  问:请问你有没有中国获准加入世贸组织的时间表?
  朱镕基:时间表不由我决定,我看主要由世贸组织的参加国,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国家来决定。至于我的意见,是愈快愈好,但是我也不着急,因为中国被排斥于世贸组织以外,是不合理的,这个问题终归是要解决的。
  问:在银行体制改革上,请问你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外资银行的参与程度如何?
  朱镕基:我刚才的讲话中间,对于金融系统的重要性已经做了一些阐述,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下一步将要极大地加快金融体系的改革,特别是中央银行监管的加强和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改制。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准备,准备在今年11月份召开全国深化金融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将要作出重大决定,把中国的银行制度推向现代化。至于对外国银行的开放,目前已经有500多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这当中有150多家已经开设了分行,其中还有9家可以做人民币业务。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将进行进一步的开放,也就是说,你们愿意到中国来开银行,我们表示欢迎。但是,你们不要来得太快,来得太快,你赚不到钱,不要埋怨我。
  问:我是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资源集团的。我的问题是,三峡工程这样一个大工程,你是不是期待着世界银行的支持?
                  第68节:在香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的演讲和答问(4)
  朱镕基:这个问题最好问沃尔芬森先生。
  问: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外汇储备加在一起,达2200亿美元。请问中国在区域金融合作上,是否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朱镕基:你的计算很准确。我刚才讲了9月15日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是1316亿美元,香港860亿美元,包括土地基金的话,加起来近2200亿美元,你算得很准确。但是,我们是“一国两制”,我从来没有把香港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中国内地虽然有13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今年年底我估计肯定要超过1400亿美元,但是请注意,香港是一块钱外债也没有,中国内地的外债现在有1100亿美元,我欠沃尔芬森先生很多钱。特别是如果按人口来平均的话,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很少。我们想起更大的作用,可是我们的力量达不到,但是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
  问:我的问题是关于人民币可兑换的问题,因为有人说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是不利的,我们请你讲一下这方面的看法,并且也想请你讲一下对于港元和美元挂钩是怎么看的?
  朱镕基:中国已经在去年实行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也就是说实现了IMF所规定的第八条款,这一点克林顿先生是承认的。目前我们还没有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所有跟我谈过话的著名的银行家都劝我,实行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要十分谨慎。因此,我们一定会实行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是需要时间。也就是说,要等到中国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和中央银行的监管十分有力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实行完全的可自由兑换。
  关于港元的联系汇率制度问题,这个制度已经实行了13年多,对香港的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目前由于东南亚的金融动荡,港元联系汇率制度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比如说旅游业,香港的旅游业受到了一定影响。我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权威人士方面获悉,他们没有打算在近期或者中期来改变这个政策,他们认为没这个必要。我同意他们的意见,因为我觉得香港的经济结构比较合理,“泡沫经济”的成分比较少,港元的地位非常稳固,刚才讲到有8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捍卫港元的稳定性,因此,我相信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其实我已经讲得太多了,你们直接问他们比问我好得多。
  问:你刚才说世贸组织没有把中国纳入其中是不合理的,但华盛顿方面未必同意。江泽民主席下月将访美,美国财长鲁宾将访问北京,你希望北京方面通过鲁宾带回什么信息?
  朱镕基:我想,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都比我聪明得多,他们一定会圆满地解决问题。当然,我没有这个权力为他们规定议程,或他们需要达成什么协议。我们非常欢迎鲁宾部长访问中国,我希望从他那里听到很好的消息。Any question(还有什么问题)?
  问:我们很高兴中国在金融体系实行开放政策,请问在保险业方面开放情况如何?
  朱镕基:今天如果没有人提保险业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的负责人我看都找过我了,我告诉他们,我们一定会批准你们到中国来开设分公司,可是,需要时间。我们欢迎你们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可是,对市场的容量,我们也必须做足够的估计,如果都进来而没有生意做的话,我也对不起你们。我们已经批准了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士、德国、法国的保险公司在中国开业。下一个我想应该是英国或澳大利亚,其他的国家都有份儿,but be patient(但要耐心点)。
                  第69节:在新加坡谈住房制度改革问题
  在新加坡谈住房制度改革问题
  (1999年12月1日)
  (1999年12月1日上午,参观新加坡大巴窑组屋区后)
  记者:总理你好,这个组屋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怎么推动?
  朱镕基:1990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借鉴了他们很多经验。这次来了以后,看到它又有新的发展,我很欣赏。我们有些做法也跟他们差不多,但是他们走在前面,特别是他们有一个非常阔气的政府,我的政府太穷了。
  记者:那要怎么样解决?
  朱镕基:我们还是要解决,只是没有他们那么高的标准。
  记者:朱总理,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中国可以做得到吗?
  朱镕基:当然,也要根据不同的收入、不同的层次。他们的做法是属于条件比较好一点的。
  记者:中国现在不行吗?
  朱镕基:那当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第70节: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1)
  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1999年4月8日)
  朱镕基:感谢克林顿总统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今天我很荣幸,能够与克林顿总统一起跟新闻界的朋友们见面。我愿意通过新闻界的朋友们,向美国人民致以我最衷心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我踏上美国的国土,是从洛杉矶开始的。虽然老天不太欢迎我,倾盆大雨,但是似乎美国人民还是喜欢我的。今天,我们受到克林顿总统盛大的欢迎,我们跟总统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友好的会谈。中午,我也出席了奥尔布赖特国务卿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使我能够会见很多老朋友。我想,我们的会谈是友好的、坦诚的,是建设性的,也是富有成果的。当然,这种成果不在乎达成多少协议,我想我们的协议达成的已经不少了,关键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能够会见美国的各界人士,能够直接地跟美国人民来交谈,来说明我们的观点。
  我在今天上午已经说了,不是只对你say “Yes”(说“是”)的朋
  友才是好朋友,敢于对你say “No”(说“不”)的朋友也许是最好的朋友。我从华盛顿,还要到丹佛、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我将会见很多的美国朋友,我愿意和他们交谈,也愿意和他们辩论,这样才能够促进我们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的理解,从而促进我们中美之间由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致力于建设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样一个友谊的关系,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刚才总统先生已经说了,今天上午在WTO问题上面,也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将要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同时,在已经达成的,比如在农业协定方面,我们要签署这个协定。我认为,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
  推进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朱镕基:我想,那位女士拿着中美两国的国旗,我应该点她提问。
  记者:非常感谢朱总理,我是香港《文汇报》的记者韩桦。在你的美国之行开始之前,这一路从洛杉矶到华盛顿,人们包括我们的读者一直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美关系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为什么你还决定如期访美,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在本世纪末,中美关系应该朝着一个怎样的方向发展?
  朱镕基:说老实话,我一点儿也不想来。
  就在我访问美国的前几天,我会见了美国国会的两个代表团,一个是由托马斯先生率领的,另一个是由罗斯先生率领的,一共有20位参议员、众议员。我当时就对他们说,你们那里的政治气氛那么反对中国,我不敢到你们那里去访问。可议员先生们都告诉我,你还是要去,我们欢迎你去,我们喜欢new face(新面孔)。那我说,我的好朋友尚慕杰大使告诉我,他比我要先回美国,到我将要去的地方介绍我,来宣传中国。他准备被打得鼻青脸肿,在美国见我的时候,脸上要包着绷带。我说,他是一名美国人,还要遭到这样的待遇。我这个中国人去了,我这个新面孔要带血了。这些议员先生没有给我保证,但是江泽民主席让我还是要来,他是中国的number one(“一把手”),我还只能听他的。
  可是我可以告诉诸位,我现在的情绪比我来的时候要好得多了,因为我在这里遇到了非常友善的面孔和非常热烈的接待。我相信,我此行不但能够为推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继续发展贡献一点力量;而且我也相信,我会得到美国人民的理解,使我们在很多现在争执的问题上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当然,我们也会在很多经济问题上达成协议,比方说刚才讲的农业协定方面,这个我们已谈判了13年了,今天中国在这方面应该说已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在TCK(小麦矮腥黑穗病)小麦的问题上面,我们已经允许美国的7个州都能够向中国出口小麦;在出口柑橘方面,我们允许4个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都能出口到中国去;在中国加入WTO方面,我认为实际上我们的差距已经是很小很小,在我看来已经不算什么了。当然,克林顿总统先生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他们还认为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现在只能够签一个联合声明,而不能够最终签署协定。如果要我说老实话,问题不在于那个“很大的差距”,而在于现在的政治气氛。
  但是,我们对于中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前途是非常乐观的。我今天上午已经讲了,在中美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是不能够通过友好协商来获得圆满解决的。至于在人权问题方面、在达赖喇嘛问题方面,刚才总统先生所讲的,我们还有时间来争论,不在这里争了。
  记者:我是香港《星岛日报》记者。昨天朱总理的专机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之前7个小时,克林顿总统作了一个对华政策的演讲,他提到1996年3月美国向台湾水域派遣航空母舰的事情,他认为这个事情维护了台海安全。朱总理,你如何看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你认为两岸统一要不要有时间表?你愿意不愿意访问台湾?
  朱镕基:关于对台湾的政策、对统一台湾的政策,我们的江泽民主席有着非常明确的声明,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再来说了。
  我们从香港回归祖国就可以看到,中国严格地在那个地方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想,全世界的人民都承认这一点。而我们对统一台湾的政策比这个要宽松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允许台湾保留它自己的军队,而且我们也准备让台湾的首脑到中央政府来当副首脑。至于他能不能当正首脑呢?那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想大概没有人会投他的赞成票。
  中国政府一再声明,我们尽量用和平的方法来统一台湾,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宣布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宣布的话,那么台湾将从中国永远分离出去。我刚才在克林顿总统的办公室看到了林肯总统的肖像。当年林肯总统为了保持美国的完整,不惜使用武力,我们应该向林肯总统学习。
  至于我要不要到台湾去,他们又没向我发邀请,我怎么去?而且,以什么身份去?你帮我想一想。
  克林顿:对不起,我想插一句,因为林肯总统的地位好像比我还重要。首先,美国的政策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我每次有机会都会重申,今天我就再次重申。第二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我想大家都会同意的是,台湾和中国大陆过去50年来关系的事实背景和美国南北战争那段时期的历史背景有所不同。我觉得,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除了血缘关系,就是大家都是华人,除了这个关系以外,还有很多可以实现互补的地方,包括经济,但是不仅仅是经济上。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我认为,如果总理先生到台湾的话,能够像今天在这儿访问那么幽默,那么有风度,那我认为应该去。
  朱镕基:会不会被打得鼻青脸肿呢?
  记者:总理先生,我想提的问题是,关于中国偷窃美国的核弹头技术,还有中子弹的技术,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有人捐数十万美元给克林顿作为政治献金,关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话想说?
  朱镕基: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身份在这里庄严地声明,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间谍偷窃了美国的军事机密,我也完全不相信这一点。我也问过江泽民主席,他也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中国没有这种政策,要去盗窃美国的军事机密。我也不相信,在美国的安全保卫工作这么严密、技术设备这么先进(当然,这个麦克风的技术好像不是太先进)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在美国盗窃什么机密。我看是不可能的。
  至于中美两国学者在交流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时候,也许会谈到某些有关军事方面的技术,但是我不相信这里面有什么带有实质性的军事机密,我也不相信在他们的交流中间会涉及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高级工程师,我主管中国工业几十年,我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尖端技术是从美国来的。当然,技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科学的发明往往是殊途同归,我们中国的导弹与核技术确确实实也是从外国引进的。我们导弹技术最早的先驱者是钱学森先生,他是从美国回来的;我们核技术最早的先驱者是钱三强先生,他是从法国的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回来的。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们回来的时候一片纸也没有带回来,就带回来一个脑袋。所以,我在3月份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过,请你们不要过低地估计了你们自己的安全保密的能力,也请你们不要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开发军事技术的能力。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州长请我吃饭,他问我:“你们今年准备怎么庆祝建国50周年呢?”我说,我们将要举行一个盛大的阅兵式,在这个阅兵式上将要展示中国最先进的武器,而这些武器都是中国自己开发的,不是从美国偷来的。州长夫人就建议:“那你们应该在导弹武器上写上一个广告:‘It’s made in China, not from USA(中国制造,非美国品)’。”我很欣赏她的幽默,我说:“That is a good idea(这是个好主意)”。当然,克林顿总统先生曾经宣布了,说美国有6000多件核武器,中国只有二三十件。他比我更清楚,我都不知道中国具体有几十件核武器。这个数字我虽然搞不清,但是我同意总统先生的结论:我们的很少,你们的很多,根本不可能威胁美国。
                  第71节: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2)
  至于政治献金的问题,我也很负责地声明,我和江泽民主席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我们两个人也问过我们军方的高层人士,他们回答我们,他们也不知道有这种事。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映出你们美国有些人把我们看得太低了。如果政治献金真能够起作用的话,那我现在有1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至少可以拿100亿美元来做这个工作,我怎么只拿30万美金来做呢?太愚蠢了!我听说,有些人在这个地方制造rumor(谣言)花了很多钱。我从来不相信这些谣言。我觉得我们通过相互的讨论,甚至于辩论来达成我们的共识,这是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对于我们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同意配合美国进行调查,只要你们提出线索,不管是谁,我们都会进行调查。我也回应克林顿总统关于中国参加WTO的问题。他说,允许中国加入WTO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也应该说,中国作出最大的让步也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
  香港报纸都说我到美国来送“大礼”来了,我认为这种提法是很不正确的。对不起,我讲话又走火了,得罪了新闻界。
  因为中国要加入WTO,要融入国际社会,必须符合它的“游戏规则”,因此我们不作出让步是不行的。当然,这种让步会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国有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我完全有把握地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完全可以经受住这种冲击,而这种冲击所带来的竞争会促使中国的国民经济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效益来继续发展。
  我请香港的记者朋友们注意,你们以后不要再讲送“大礼”了,送“大礼”就等于政治捐献,这对于克林顿总统是十分不利的。
  记者: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近来,国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有些议论。请问总理,你对中国的经济现状和发展前景有何看法?你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亚洲以及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将会有什么影响?
  朱镕基:中国的经济在去年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一个是亚洲的金融危机,另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特大的洪水灾害。但是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仍然取得了7.8%的发展速度的成绩;而且,我们的人民币没有贬值,我们的物价不但稳定还略有下降。至于中国今年的经济情况,很多外国人都预言中国将是下一个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那我可以明确地说,完全不是这样。
  第一,中国经济今年的发展速度预期是7%,今年第一季度是8.3%。我预期中国今年的经济状况一定会比去年好,倒不是单纯地讲发展速度,而是讲经济效益,一定会比去年好。
  第二,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停顿了,我现在在这里明确地回答,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去年不但没有停顿,而且比预期的计划还有更大的进展。首先,政府机构的改革,我原来说中央政府机构要在3年以内精简一半,也就是从3.3万人减到1.6万人,这一任务在去年一年就已经完成。除了4000人去学习以外,其他的都分流到企业里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今年地方政府也要进行这种改革,也要减一半人,也就是说,500万人中减掉250万人。当然,我给他们的目标是3年完成。
  第三,有的外国人说,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失业人口,引起了社会的不稳定。我想,去过中国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确实,中国去年年初的时候,国有企业约有1000万人失业,或者说是下岗了,但经过我们去年的努力,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使得所有的失业工人都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大量的人得以再就业,现在待业的工人只剩下600万人了。这样的机制的建立,更有利于我们在国有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化,对中小型企业采用各种形式,包括私有制,来把国有企业搞活。
  最后一条,中国的银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我们将要参照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来成立中国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离不良贷款,处理不良贷款。我相信,这一改革有利于中国的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加强它的监管能力,符合国际的规范。这样,中国的人民币就不会贬值,而会是稳定的。
                  第72节: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3)
  我愿意在此向美国的企业家呼吁,请你们到中国去投资,绝对不会有人民币贬值的风险。不相信的话,我可以采纳你们芝加哥大学米勒先生的建议,让我做一个put option(卖方期权),人民币不贬值的期权,你们谁愿意做,我就跟你们做。
  记者:我有几个问题。首先,总理先生你已经知道了,美国国务院最近出了一个关于贵国侵犯人权方面的报告,美国也准备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侵犯人权案。你觉得美国这样做,你们是完全冤枉的,是完全不公平的,抑或中国还是有一些问题应该得到纠正?
  朱镕基:首先,我坚决反对美国提出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而且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我想说明三点:
  第一,中国的人权事业在中国解放后这几十年,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我们认为,中国人民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很大的民主政治的权利,人民群众完全可以通过中国的法制来批评、来监督他们的政府,可以畅所欲言。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比起过去,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足够的进步了。
  第二,我认为关于人权的观念也应该历史地来看待,同时,每个国家也有不同的理解。关于人权的概念,中国的孟子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讲人权,比法国的卢梭和美国的《人权宣言》要早得多了。我想,不但人权的概念有历史的发展,而且每个国家也有不同的情况。像我们跟美国,人均的国民收入差了20倍,美国大学生的比例比中国文盲加小学生的比例还要大,这样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国民收入,我想他们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跟很贫困的人民来谈什么直接选举,恐怕他们更关心人权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受教育的权利、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享受文化娱乐、卫生的权利。我们讲的人权应该包括这些方面。
  每个国家都会用自己的办法来改善人权状况,着急是不行的。说老实话,怎么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我比你们还着急得多啊。
  第三,我承认我们的人权工作是有缺点。你们要考虑到中国有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人民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我们的法制队伍的受教育程度和他们判案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人权工作做得十分完美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很愿意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愿意有一个渠道来对话,我们不要对抗。
  当有些外国人访问中国的时候,常常有人给我一个名单,让我释放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我们对你们的意见都是认真地对待、仔细地查考的,如果这个人没有刑事犯罪,我们就把他释放了。这次我来美国前,我有很多的美国朋友也寄给我很多材料,指出美国的人权存在很多问题,要我把这些信件递交给克林顿总统。我没有带来,我不想交给他,因为你们能够自己解决问题。
  克林顿:说实话,有时我们也可以请外面的人来解决问题。《纽约时报》说的问题我也看过了。至于具体的情报,因为政策的原因,我不能加以评论。但是,那篇文章说那些国家实验室和这个间谍活动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也没说清楚。我希望有关方面的人士去调查这个问题,并尽快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希望执法机构和单位能够加快调查。长久以来,国家实验室就是有这么一个安全措施搞得不足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实验室长期以来有一种双重身份:一方面,它们是科学研究、学习的中心,搞能源的发展,搞软件的开发;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承担了核科学方面的责任。所以对我来讲,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我们的安全搞好。我在1998年签署了行政命令,能源部理查森部长也采取了有关措施,吩咐一个咨询委员会——一个不分党派的双党的咨询委员会去调查这个问题,看我们有哪些不足之处。因为长年来,这些国家实验室真正面临的都是安全措施搞得不够严密的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加以调查;而且我觉得,应该以正确的方式做调查,并尽快把它做完。
  朱镕基:Thank you.(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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